三国到五代十国：那些割据蜀地的政权，是否重用自称名将后裔的人？

成都武侯祠内，刘备殿中供奉着诸葛亮及其子孙诸葛瞻、诸葛尚，关羽张飞的后代也配享从祀。这种对名将后代的尊崇，是否体现了蜀地政权的一种用人传统？从三国到五代十国，在蜀地建立的六个主要割据政权中，统治者们如何对待那些自称名将后裔的人？

这背后隐藏着权力合法性建构的深层逻辑——名将后裔的光环既是政治资源，也可能成为负担。

一、蜀汉政权：名将之后的政治光环与现实考量

刘备初入蜀地时，对名门之后确实青睐有加。《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其中就包括重用当地名士和名将后代。这一政策有着明显的政治算计：借助这些家族的影响力巩固统治。

关羽后代在蜀汉的待遇尤为典型。《三国志·关羽传》明确记载：“子兴，字安国。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 关兴年少有为，被诸葛亮看重，二十岁就担任要职。虽然早逝，但其子关统“尚公主，官至虎贲中郎将”，关彝也在关统死后继承爵位。

张飞家族更是与蜀汉皇室联姻。《三国志·张飞传》载：“长子苞，早夭。次子绍嗣，官至侍中、尚书仆射。苞子遵为尚书，随诸葛瞻于绵竹，与邓艾战，死。” 张飞的两个女儿都成为刘禅的皇后，家族与皇室紧密捆绑。

赵云之子赵统、赵广也得到任用。《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云子统嗣，官至虎贲中郎，督行领军；次子广，牙门将，随姜维沓中，临阵战死。”

这些案例似乎表明蜀汉重用名将之后，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诸葛亮执政时期，更强调“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集·举措》），而非单纯看重家世。著名学者田余庆在《秦汉魏晋史探微》中指出：“蜀汉用人实兼顾德才与世资，而以前者为重。”

马超家族的遭遇就是反例。马超投奔刘备后虽获高位但实权有限，《三国志·马超传》称“羁旅归国，常怀危惧”，其子马承嗣爵后也未获重用。可见蜀汉对名将之后并非一概重用，而是根据政治需要有所选择。

二、成汉政权：流民领袖与名门之后的合流

西晋末年，氐人李特、李雄在蜀地建立成汉政权（304-347年）。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待名将后裔的态度颇具特色。

《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记载：“李氏先，故氐酋师也…汉末，率户归魏，拜将军。” 李特家族自称是汉代名将李广之后，这一自述颇值得怀疑，但反映了他们渴望通过名将后裔身份提升合法性的心理。

成汉政权中确实吸纳了一些巴蜀大族。《晋书·李雄载记》提到：“雄虚己爱人，授用皆得其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 但其中具体任用名将之后的记载较少，更注重实用能力。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太平御览》引《蜀录》记载，诸葛亮后代诸葛显在蜀汉灭亡后迁往河东，成汉建立后重返蜀地，但未见其被重用的记录。表明成汉政权对前朝名将之后并不特别看重。

三、谯蜀政权：短暂割据中的用人政策

东晋年间，谯纵在蜀地建立的短暂政权（405-413年）提供了另一个案例。《宋书·谯纵传》记载：“纵自号蜀王，以谯洪为益州刺史，谯明子为镇东将军。” 大量任用谯氏族人，但未见重用名将之后的记载。

谯蜀政权存在时间短，且面临持续战争压力，用人更注重实用性和可靠性，而非象征性的名门光环。这从侧面说明，只有在政权相对稳定时，名将后裔的政治象征价值才会被充分重视。

四、前蜀政权：王建“收养子”与名门之后的重用

前蜀建国者王建的做法尤为值得关注。《资治通鉴·卷二六六》记载：“王建养子多，皆有名于时。” 他广泛收养文武才俊为义子，其中许多人都自称名将后裔。

王宗翰（本姓孟）自称是唐代名臣孟昶之后，王宗俦（本姓姜）自称姜维后代，王宗绾（本姓李）自称李勣后代。《十国春秋·前蜀》中大量这类记载虽难辨真伪，但反映了一个现象：自称名将后裔成为政治晋升的一种策略。

王建不仅收养假托的名将之后，也重用真实的名门后代。《蜀梼杌》卷上记载：“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 他任用书庄、韦庄等唐末名士，构建政权的合法性。

前蜀政权中，自称名将后裔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提升个人声望、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构建人才选拔渠道。但这种做法也导致鱼龙混杂，真伪难辨。

五、后蜀政权：文化复兴与名门之后的最后辉煌

孟知祥建立的后蜀（934-965年）对待名将后裔的态度又有不同。《宋史·西蜀孟氏世家》称孟知祥“保境安民，优待士人”，但其子孟昶时期更为注重文化建设和科举取士。

后蜀设立“贤良方正”等科，《册府元龟·贡举部》记载：“蜀孟昶明德二年，置贤良方正科。” 这种制度化的选拔机制，降低了对名将之后特殊照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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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时期，诸葛亮后代再次出现在历史舞台。《宋史·艺文志》提到后蜀有诸葛恂“官至御史中丞”，号称诸葛亮之后。但总体而言，后蜀政权中名将之后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六、跨越时代的比较：政策变迁与不变逻辑

纵观从三国到五代十国的蜀地割据政权，对名将后裔的重用程度呈现倒U型曲线：蜀汉时期开始重视，前蜀时期达到高峰，后蜀时期又趋减弱。

这种变化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政权合法性需求与人才选拔机制的演进，共同塑造了对名将后裔的态度。

蜀汉政权初创期，需要借助名将之后的政治光环；前蜀作为藩镇割据政权，急需建构超越地方势力的合法性；而后蜀时期科举制度逐步完善，降低了依赖名门之后的必要性。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中指出：“中古时期的人才选拔，始终在世族与寒门、血缘与能力之间寻求平衡。” 蜀地政权的变迁正是这一宏观规律的微观体现。

结语：名将之后的政治符号学

从诸葛亮后代在成汉、后蜀的不同遭遇，到王建养子们纷纷自称名将之后，蜀地政权对待这些“名门之后”的态度，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深层逻辑：血缘身份是一种可被利用的政治资源，但其价值随历史条件而变化。

真正决定一个政权能否长久的，并非它笼络了多少名门之后，而是能否建立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和有效的治理体系。蜀汉丞相诸葛亮早在《出师表》中就说过：“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其中“贤臣”指的是有德有才之人，而非单凭出身之人。

那些割据蜀地的政权，无论是否重用名将后裔，最终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在重视人才的同时，如何避免陷入唯出身论的误区，建立真正公平的选拔机制。

历史提醒我们：名将后裔的光环虽亮，却照不亮治理无能的前路；真正闪耀的，永远是那些能够超越出身偏见、任人唯贤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