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揭开高、饶事件的层层迷雾

1953年，高岗与饶漱石所策划的党内分裂活动，亦被称作“高、饶反党联盟”事件，于1954年初揭露，并在次年春得以妥善处理。这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党内高层首次面临的一场分裂与反分裂的激烈斗争。

历经此事的知情者寥寥无几。在我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时期，我全程参与了事件的起承转合。为了明晰这场斗争的脉络，我将从高岗与饶漱石这两位人物谈起。

我与高岗、饶漱石相识已久。

伴随中央红军长征的脚步，于1935年冬日抵达陕北之时，便与高岗相识。

我与饶漱石的相识要早于他人，回溯至1928年，我在主持上海总工会工作时，他受我指导，当时我亲昵地称他为“小饶”。

调任北京之前，高岗曾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及政治委员，同时亦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身兼党的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之职。

饶漱石身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以及华东军区政治委员的重任，同时亦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然而，他们在出身背景、成长经历以及日常作风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高岗，于1905年诞生于陕西横山的农家，家中以烧制木炭为生计。他仅完成了初中学业，却在1926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在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中崭露头角的工农干部。

在抵达东北之前，他曾经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亦称刘志丹部队）的政委，以及三边（包括定边、安边、靖边）地区的地委书记，并且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书记，身负多项重要职务。

此人才智过人，气魄非凡，机智能干。在刘志丹、谢子长创建陕北苏区和陕北红军的伟大事业中，他贡献卓著。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西北地区的工作亦取得了显著成效。

东北解放之际，该地区经济复苏与建设浪潮蓬勃兴起，位居全国前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工作表现卓越，赢得毛主席的高度赞誉。

高岗

然而，他身上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致命缺陷，正如毛主席曾经深刻指出：

“历经革命岁月的洗礼，高岗在正确的道路上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赢得了党的信赖。然而，他身上个人主义思想的弊端——在顺境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骄傲自满、飞扬跋扈；而在逆境中，则常为得失所困，情绪低落，意志不坚——以及私生活上的堕落欲望，长期未能得到有效的纠正与遏制。尤其是在全国胜利之后，这些问题更是愈发严重。”

“近期，高岗所暴露出的反党行为，正是其阴暗面逐渐演变的必然产物。”

饶漱石，1903年诞生于江西临川，一个中学教师的家庭。他接受了高等教育，精通英语，并于1923年投身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两年后，即1925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干部，他在白区城市的进步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以及地下党的斗争中磨砺成长。

在1935年至1938年期间，他受命赴国外执行任务。归国后，在抵达华中局之前，他曾在皖南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副书记一职，协助新四军副军长、兼书记项英同志，负责管理白区事务。

他具备卓越的工作能力，曾荣获少奇同志的高度赞誉，被誉为“杰出的青年革命家”。

在1947年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的关键时期，他得以在谭震林、黎玉、许世友等同志的鼎力协助下，领导军民在原地坚持战斗，成功渡过难关，此举更是赢得了毛主席的赞誉与表扬。

饶漱石

然而，此人深藏不露，沉默寡言，鲜与人交际，朋友寥寥，更鲜少主动与干部倾心交谈。

他平日里给人的印象是坚定原则、作风严正、处理事务沉着稳健。在生活作风上，他与高岗截然不同，不沾烟酒，亦不跳舞或宴请宾客，显得十分端正。

然而，与他共事已久的同事们普遍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原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秘书长李一氓曾言，饶……心胸狭，权欲强。。

原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谈饶。权威与权术并重。

艾丁，曾担任过他的政治秘书，直言不讳地称其为“伪君子”。

饶看重权位，我亲身感受过。

在1946年年末，北平的军事调解处执行部宣告解体，饶先生（在军调期间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遂返归延安。我特地前往机场迎接他，亲昵地呼唤他“小饶”，然而他却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呼唤。我连忙疾步赶上，再次大声喊道“饶政委”，这才引起他的回应。

稍后，我将此事告知了陈毅。他回应道，饶某人的性格便是如此。

嗣后，饶某的分裂行径暴露无遗，证实其果然是“口蜜腹剑”之徒。

1954年春，邓小平在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过程中，锐利地指出：

饶漱石堪称一位“独行者”，他行事低调，深藏不露，除非至为关键的时刻，否则从不轻易伸出援手。

两位看似迥异之人，因共享的政治抱负，携手同行于同一道路。

高岗在东北地区执掌大权之后，其政治野心不断扩张，萌生了企图成为独霸一方的“东北王”以及伺机夺取更高权力的野心。

他着力三方面。

首先，频繁提及东北地区的“特殊性”，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过分强调“特殊情况”，擅自作出决策，导致部分做法与中央政策明显相悖。

其次把刘少奇、周恩来视为他实现野心的最大障碍，散布流言蜚语，设法贬抑、诋毁他们。

最后竭力讨好苏联，企图“借洋自重”。

彼时，苏联共产党及其政府展现出明显的沙文主义倾向，然而高岗却毫不避讳，径直向苏方表达道：

“无边界。”

他在苏方派驻满洲铁路系统的总顾问柯瓦廖夫面前发泄他对刘少奇的不满，并且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等等。

1949年7月，高岗在陪同刘少奇访问苏联并归国之后，便向他人透露，斯大林对刘少奇的态度并不友好，且对周恩来亦不够重视，而他个人则备受斯大林的青睐。

柯瓦廖夫此后晋升为苏联驻华经济首席顾问。1949年12月初，他随毛主席首次前往莫斯科进行谈判，期间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内部报告”，指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少数中共中央委员过去曾亲近美国，而中国党中央的领导人至今仍对他们予以支持。他指出，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构成中，民主人士所占比例颇高，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各党派联合的机构。此外，报告还揭露了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员构成等重要机密信息。

这些情报源自高岗。

斯大林将柯瓦廖夫所撰写的“报告”递交给毛泽东，同时补充道：

“毛泽东同志，您的同仁们对于我们在东北地区的协作表现出极大的喜悦。”

赞扬了高岗。

“我们迎来了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数年之后，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他坦率地透露：

“斯大林的背叛，导致了高岗的陨落，从而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国深切友好的朋友，他能够就我国领导层对苏联的真实立场提供极为珍贵的情报。”

1952年，高岗被调任至北京，入住东交民巷8号。柯瓦廖夫随即在此巷设立了“总代表处”，频繁邀请高岗前往，共度欢愉时光，酒足饭饱之余，仍不遗余力地迎合其喜好，其目的不言而喻。

饶漱石在1942年及1950年，两次不约而同地暴露出其权力欲望。

首次，我们谈论“黄花塘事件”。（注：黄花塘，位于江苏省盱眙县，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曾是新四军军部以及中共中央华中局的驻扎地。）

1942年春季，刘少奇同志奉命离任华东，重返延安担负新的工作。中央电令明确，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治委员的职务，将由饶漱石同志暂行兼任；而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一职，则由陈毅同志暂代。

刘离去之后，干部中不乏议论之声。众口一词，认为在资格、能力、经验、声望以及过往的功绩各方面，陈均胜过饶一筹。然而，书记与政委的职位却由饶暂代，此事实在出乎众人预料。

饶漱石、陈毅、谭震林、刘瑞龙、粟裕。

不久，中央作出决定，要求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实施统一领导。饶某因此感到愈发不安，深怕自己无法担任书记或政委的职务。于是，他运用权谋之术，将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视为排挤陈毅的良机。

他悄然退至距军部四十里之遥的偏远之地，展开“农村调查”，而将主持会议的重任交予陈毅，并动员干部们向领导提出宝贵意见。在时机成熟之际，他迅速折返，分别与几位负责干部进行深入交谈，强调陈毅在历史上曾对毛主席持有不同意见（指1929年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指责陈毅一直反对政治委员、排挤书记，意图取而代之。

众多干部因不明真相，听闻陈毅反毛主席的消息后，便纷纷随同饶漱石一同对陈毅进行批斗。正如陈老总所述，彼时他所在之地，“无人敢至”。

战事结束后，饶漱石向毛主席及刘少奇同志发送电报，却故意扭曲事实，诬称陈毅“假借检讨军直工作之名义，秘密召集二十余名部、科长举行会议，意图公开指责政治部、华中局以及我个人”。

在文末，他大胆地呼吁“但愿中央迅速作出决定，选拔兼备才干与德行的军事政治领导干部，以助一臂之力”；并且恬不知耻地宣称，在德行方面“自己可以确保问心无愧”。此外，他还煽动部分干部联名向中央发送电报，对陈毅进行批评。

鉴于中央认为饶漱石与陈毅之间的不和一时难以化解，且原计划需在华东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中选派一员前往延安参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遂通过电报调遣陈毅同志前往延安。

电文中交代：

在陈来延担任期间，其职务由云逸同志暂时接管，待“七大”会议结束后，云逸同志将返回华中地区，并负责传达“七大”的方针政策。

陈毅抵达延安后，迅速向毛主席及党中央阐述了一系列问题，并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向饶漱石及华中局发出了一份措辞诚恳、洋溢着自我批评精神的电文。

毛主席发电报给饶。

陈、饶两位同志之间的争论，本质上仅限于工作关系的范畴，涉及的是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一些个别争议，并不构成对总路线的质疑。这些问题早已得到妥善解决。

在抗战年代，针对皖南与苏南地区的相关工作，陈毅同志严格遵循中央的指导方针，其表现与项英同志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在内战还是抗战的各个阶段，陈毅同志均立下了赫赫战功，且未曾出现路线偏差。

若同志们对上述两点尚有疑惑，烦请饶漱石同志予以详尽阐释。

然而，在接到电报的翌日，饶漱石便迅速向毛主席回电，明确指出“陈与我的争执，并非关乎重大路线问题，亦非单纯的工作关系所致，实则源于陈同志在思想意识及组织观念上存在些许瑕疵。他对统一战线、文化干部以及某些组织原则，持有某些偏右的见解，对于历史问题亦持有若干成见，且不时采取恶劣的旧式作风”，等等。他恳请毛主席“继续关照并支持陈同志”。

陈毅复电无需多言。

毛泽东对陈毅说：“身为一位政治家，务必学会忍耐。”目前，“你无法返回，且此事真相不明。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待你日后归来时自能妥善处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对你有所误解，你又能有何作为？解释得越多，误解反而越深。”

陈遵从毛的建议，将此事暂时搁置。饶漱石之所以能担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及新四军政委，亦是缘于此举！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事件”。

1949年10月，中央作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以及华东六大军政委员会。各委员会由大军区司令员兼任主席，其他五大区亦依此模式设立。至于华东地区，毛主席特地指示，由陈毅同志担任主席一职。

陈毅深感自身肩负重任，身为第三野战军与华东军区司令员，同时担任上海市市长，事务繁多，于是先后向毛主席及饶漱石表达了自己最好能够免除兼任此职的愿望。

“既然你不愿担当，那便让我来承担此重任。”

在华东局常委会对相关议题进行讨论之际，饶不突出地提及毛主席多次明确指出，陈毅同志担任主席最为适宜。他担心若华东地区的任命与各大区不协调，恐引发外界的诸多猜测，从而带来不良影响。然而，他转而着重强调，华东地区在面临美国和蒋介石的海空封锁与骚扰的情况下，肩负着繁重的军事任务，同时上海的工作也十分艰巨。陈毅同志事务缠身，多次推辞，坚持要求担任主席。

华东局常委未经深入了解便匆忙作出同意的决定。其讨论结果上报至中央，毛主席并未立即作出批复。在饶某前往北京之际，毛主席再次就此事向他提问。饶某编造谎言，声称华东局内部有几位同志对陈毅的任命表示反对，因此只能由他本人接任。正是通过这样的谎言，才得以骗取了批准。

一经公布任命，此举立刻在党内党外、国内外引发了广泛的猜测。许多人误以为，陈毅将军一定是犯了什么重大的过失。然而，饶漱石却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此外，1952年春季，在北京上演了一场引人注目的闹剧：

那年初，他因面部痉挛严重，以致无法正常工作。在华东局常委会的请示并获得中央批准后，粟裕同志陪同他前往北京进行休养和治疗。

他心生疑窦，揣测中央或许对他担任华东地区的工作存有不满，便采取“调虎离山”之计；同时，他亦听闻中央有意派遣彭真或薄一波前来华东协助，这让他内心愈发焦虑，情绪也随之变得焦躁不安。

原本，饶漱石与少奇同志交情匪浅，然而此次他却选择不与刘同志接触，缘由在于他察觉到毛主席与少奇同志在若干问题上观点相左，于是便有意与刘保持一定距离。此外，他时常在陈毅身边散播关于少奇同志的不实言论。

五月之际，他竟在深夜时分，出其不意地紧急拜访了正沉睡中的毛主席。

主席认为此事并无大碍，遂起身迎接。饶漱石与他闲谈约莫三个小时，其间显露出了其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以及种种顾虑与得失之心。

随后，毛主席向我提及此事，并表示在那个夜晚，他聆听了许久，始终未能明白饶究竟意图何为。直至最后，他才逐渐理出头绪，原来饶怀疑中央对其不甚信任，特意前来寻求解释。

在建国之初，我党仅用了短短三年的时间，便顺利完成了包括经济恢复和土地改革在内的诸多民主革命任务。1952年，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自1953年起，我国开启了实施国民经济建设的首个五年计划的征程。自此，国家迈入了波澜壮阔的大规模建设时代。

应毛主席的建议，刘少奇同志将我及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召集，共同探讨如何调整中共中央与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设置，以适应当前形势和任务的变化需求。

少奇同志曾指示我及安子文同志负责起草《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一文，并于1952年7月呈报毛主席审阅。

8月4日，毛主席作出批示：“我认为此方案可行”，“按照少奇同志的建议，即刻着手准备，并从各地选拔人才，组建相应的机构”。

不久之后，邓小平、高岗、饶漱石——分别担任西南、东北、华东三个中央局的第一书记——以及邓子恢、习仲勋——作为中南、西北两个中央局的第二书记——纷纷被调往北京履职。

高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之职，同时担任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饶漱石则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彼时，饶正随少奇同志赴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并在会议结束后留苏考察若干苏联工厂。直至1953年春季，他才正式就任部长一职）。

1952年11月，中央作出决策，将各大区人民政府及军政委员会统一更名为行政委员会。同时，着手规划在恰当的时机内，撤销各中央局及上述大区行政委员会，并从地方选拔部分干部以加强中央机构的阵容。与此同时，开始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旨在制定宪法，并对国家体制进行改革。

1953年伊始，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正式颁布了《关于强化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汇报机制以及加强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指导的决定》。

中央对政务院下辖的工交、财贸、政法、文教等各个部门的工作进行了重新分配。具体而言，计划工作以及八个工业部的职责，由高岗、李富春、贾拓夫共同承担。至于劳动工资方面的工作，则由饶漱石负责。

与此同时，为了缓解自身繁重的日常工作压力，毛主席提议将中央领导班子划分为一线与二线。刘少奇同志将负责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而毛主席本人则退居二线，专注于处理重大事务。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计委在推动大规模经济建设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被誉为“经济内阁”。高岗身兼国家副主席与计委主任的双重职务，同时分管八个工业部，权势滔天。与其他赴京的中央局书记相较，他更是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美誉。

迈入建设阶段，党与国家的领导层和人事布局需作出相应的较大幅度调整与重新规划。中央组织部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部长更被毛主席戏谑地称为“吏部尚书”。

随着地位的攀升与权力的增强，这二人个人的主义观念急剧膨胀。

高岗愈发目空一切，急切地渴望成为领袖的核心。饶漱石亦同样迫切，意图在政治的投机游戏中紧随高岗的脚步，分得一份利益。

他们依据一些表象，误判了局势，以为在毛主席与刘少奇、周恩来之间存在着可以利用的缝隙，将其视为绝佳时机。

在1953年夏秋之交，正值中央召开全国财经会议与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际，两位人物紧密协作，配合无间，犹如“这边疾行，那边激辩”，共同上演了一场旨在分裂党的“双声部”戏码。

1. 刘少奇与周恩来均曾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位阶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相较之下，高岗仅是政治局委员。然而，在商讨事宜时，他却特意通知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前往其处，与其他与会者一同等候，直至他本人莅临主持会议。

2. 周恩来对高岗进行指导：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重大决策以及批准的重大项目，在正式实施前需先获得中央的批准。高岗听闻此事后显得不悦，连续两次追问：“是指哪个中央？具体是哪个中央？”

3. 高岗热衷于举办家庭舞会。周恩来曾受邀出席，却遗憾地发现舞会场面颇为凌乱，遂不告而别，此后便再未光临。

高岗对少奇同志位在自己之上一直耿耿于怀。得知毛主席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后，更是如芒在背，急欲除之而后快。

——继续造谣说党内有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

——暗中指使“秀才”代笔，假借高岗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组织的渗透，坚决反对党内右倾思想》的文章。文章中，将少奇同志在建国前后的多次言论中关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见解、关于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观点、关于处理富农党员问题的论述等，一并归入所谓的“党内右倾思想”范畴，予以批判。

——将少奇同志所持的观点定性为一条始终如一、系统性的错误路线，广泛搜集相关文件资料，随时供前来拜访的高级干部阅读，趁机对少奇同志发起攻击。

——流言四起，多年来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刘少奇尚显稚嫩。他仅曾负责过白区工作，缺乏军事指挥与根据地建设的丰富经验。在全面指导工作中，他过分依赖华北地区的经验，轻视东北地区的做法。然而，党的“七大”却将他推上了更高的位置。

——针对刘少奇划定的圈圈，他公然点明哪些人被纳入其中。更有甚者，他谬论，某位领导曾宣称，中国革命的核心正统源自井冈山，次要正统则属于陕北。如今，刘少奇自设圈圈，周恩来亦然，我们不妨共同树立一个以井冈山为基准的大圈圈。

——暗中挑拨党内部分同志与少奇同志之间的联系。1953年3月初，高岗向安子文透露，毛主席有意对中央政治局进行改组，并强化中央各部机构的设置。

安听未经中央正式授权，私自拟定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央各部主要领导人的名单草案，并向高岗进行了展示，同时亦与饶漱石进行了商讨。

本组阵容汇聚了毛、刘、周、朱、陈云（均为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等各中央局书记。

该阵容汇聚了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等杰出人士。

高、饶二人固然深知此举极不妥当，却并未向中央汇报，反将那份“名单”私下散布给了几位高级干部。

高岗竟妄言政治局委员名单中薄一波的名字被删去，而林彪的名字却不见踪影，甚至连朱总司令的名字也消失了。他曾于1953年3月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此名单之问题并非出在拟定名单者身上，而是应当追溯至散布名单的源头。

高岗散布虚假信息，诬称刘少奇对陈正人出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或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持反对态度，并声称其不支持陶铸在广西的职务。

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召开之际，高岗曾对他人表示：“若非要在财经会议上发言，我必揭开刘少奇的历史旧账。”

本次会议原本旨在探讨财经议题，中央特命周恩来负责主持，并设立了核心小组。高岗、饶漱石，以及我本人与安子文同志均位列其中。

高岗趁机利用了部分地区同志对新税制的抵制情绪，以及中央在财经工作中所暴露出的不足与错误，受到饶漱石的协助，便借此“指桑骂槐”，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他把同会议内容无关的少奇同志的前述观点，统统当作薄一波的观点加以批判，明批薄一波，实攻刘少奇。

他还在会内会外散布有所谓“圈圈”、“摊摊”，制造混乱。批判中他无限上纲，硬把有争议的问题提到“路线错误”的高度，给薄一波大扣帽子，什么“品质不良”、“投机取巧”、“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等等都用上了。

竟鼓动他人一同参与指责，迫使薄一波不得不多次进行自我检讨，将原本旨在讨论财经的会议转变为一场斗争的场所，导致会议无法依照既定方针继续进行。原计划于6月启动、7月结束的会议，最终拖延至8月初才得以结束。

毛主席高度重视此次会议，对会议的每一步进展都寄予深切关怀。他明确要求我自始至终参与会议，并负责记录。清晨醒来，他最先关注的便是让我详细复述前日会议的进展。

我的笔记记录详尽无遗，连每个人的发言内容都一一记录在案。汇报完毕后，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同志及其他同仁亦相继补充。

毛主席察觉到会议逐渐偏离了既定方向，遂指示我拨通北戴河的电话，紧急召唤正在那里休憩的陈云和邓小平两位领导人，要求他们即刻返回，加入会议。

8月6日，陈云于财经会议中心的小组会上发表了冗长的演说，其明确地指出：

新税制的弊端显而易见，它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造成阻碍，却对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促进作用。

关于中财委内部是否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认为在工作中产生个别分歧是正常现象。毕竟，我们共同工作了四年，若完全没有不同意见，那是不现实的。这些分歧不能一概而论为全是错误或全是正确，也不应一概认为全是对方正确或全是自己正确。总体而言，在今天的会议上，我并不认为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

邓小平发表了几句公允之言。由此，会议的气氛得以逐渐缓和。

8月11日，周恩来同志对会议进行了总结，随后宣布会议圆满结束。

在这以前，高岗还闹过一次。当政治局开会讨论周总理的总结稿时，薄一波向毛主席表示：“我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

高岗立刻批评薄一波“态度不好”。

毛主席打断话头，反问高岗：

指某市市委书记和东北局党校教育长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曾致信党中央揭露高岗的贪污腐败和奢侈浪费行为？

此处指1952年8月，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财经委员会联合成立检查组前往辽宁，调查鞍钢无缝钢管厂发生的设备爆炸事故，造成部分工人死伤的事件？

东北各省若出现失误，东北局自然应当进行严肃的批评与深入的检查！

高岗见主席态度严厉，才不吭声了。

——当中央酝酿参照苏联模式调整党政最高权力机构和中央分一、二线时，高岗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造谣说毛主席已经不重视刘少奇，打算安排刘搞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让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

若以地位排序，昔日乃“林高”，而今已变为“高林”。

——在参加完财经会议之后，高岗假借休假之名，秘密前往华东与中南地区，继续展开旨在分裂党的活动。他谬称我党历史上存在“二元论”，并对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质疑，认为该决议中关于刘少奇同志作为党在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代表的提法存在偏差，主张对此进行修正，并重新作出结论。

自1954年初开始揭露批判高岗的错误观点时，周恩来曾对高岗的这一谬论进行概括，称之为“军党论”）。

散布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应该彻底改组，由他来掌握。企图借此煽动红区干部和军队干部跟他一道，拱倒刘少奇、周恩来，由他来当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

——1953年秋后，高岗竟去邓小平、陈云处“煽风点火”。在邓面前他说，在中国谁是列宁的问题解决了，但谁是斯大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你看是谁呀？

小平同志洞悉了高岗的心思，特意指向墙上悬挂的中央书记的画像说道：“正是在这中间！”进而对高岗强调，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乃是由历史所自然塑造，不可随意变动。

十月之际，高岗再度拜访陈云，提出向毛主席进言，建议中央增设数位副主席，以“你一席，我一席”的方式共商国是。

小平同志与陈云同志均对此问题深感严重，遂及时向毛主席汇报。

毛主席有意亲自进行一番“检验”，遂于同年12月24日向政治局提议，他打算外出休假，并恳请刘少奇同志暂时代为执掌中央事务，征求各位有何见解。

原本，这一做法在近年已成为惯例，然而高岗却提出了异议，他主张应由几位书记“轮番掌舵”。

一试即露馅。

饶漱石抵达北京，于深夜时分特地求见毛主席，此举显露了他内心的忧虑与不安。即便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他的心情依旧起伏不定，难以平静。

彼时，他误判高岗权势日益膨胀，担心刘少奇将“失势”，于是采取极端手段，意图“与安子文断绝联系，借此表明自己并非刘少奇的部下，以求得高岗的同情与信任”。

在他后续撰写的书面检查中，他坦承道：“这实乃是以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与宗派主义为视角，对党内生活进行揣测，并基于维护、巩固及扩张个人权位的私欲，试图利用党内的一些‘空子’进行政治投机。”然而，这样的行为“不仅成为了高岗反党活动的有力资本与工具，更实际上充当了为高岗分裂党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阴谋扫清障碍的急先锋。”

——甫入中央组织部，便与刘少奇、安子文产生了争执。

1953年二月末，饶漱石将整理完毕的《苏联工厂考察报告》稿件呈送至刘少奇同志审阅。刘少奇同志指示他转交安子文同志审阅并确定分发名单，同时交由中央组织部负责印刷事宜。

饶大为对此心怀不悦，仅准许铅印了数十册，并以未经中央审查为由，将其扣留在手中，拒绝发放。数月之后，少奇同志向他提出索要，他方才勉为其难，交付了两本。

——1953年春季，中央组织部委派王甫同志（时任党员管理处处长）与赵汉同志（时任办公厅主任）率领数位同仁前往山东，旨在调研“新三反”运动及农村整党工作的进展。然而，途中遭遇了当地党组织的阻拦。

他们试图与当时负责山东分局工作的向明进行沟通，但双方意见未能达成一致，最终只能无奈返回北京。

安子文在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后，立即向少奇同志和周总理进行了汇报。饶漱石却小题大做，趁机对安子文发起了突如其来的攻击。

在五月举办的部门会议上，他情绪激动地严厉批评安“胆子太大，行为鲁莽”！为何有问题不直接向他汇报，却先告知刘、周二人？

言及“王甫与赵汉尚是新入行伍的士兵，闻得枪声自是心生忐忑，而你，安子文，身为久经沙场的老兵，岂可稍闻枪响便……”

随后，饶某接连召开数次会议，毫无根据地对安某冠以“界限模糊，嗅觉迟钝”、“一味支持线性发展，坚决反对块状布局”等标签，甚至将王甫、赵汉被迫撤离山东的行为曲解为“向中央局和分局提出抗议”。

尤为严重的是，他竟向中央虚报信息，声称安子文已接受了其“批评”。此番举动，致使中央组织部的工作秩序遭受严重扰乱。

毛主席批评饶漱石时说：

“你不可误以为自己曾担任过大区第一把手，却未曾服务于中央，为何在与‘吏部尚书’（即安子文）的斗争中，不向中央通报情况？”

——1953年夏日，全国财经会议召开之际，饶漱石与高岗紧密合作，共同对薄一波发起攻势，批评安子文数日未出席会议为“消极抵制”，并不断敦促安子文在会上发言，声称“在如此重大的党内斗争面前，你不应保持沉默”（然而，安子文坚守立场，并未随其而去）。

而且，临近会议尾声之际，无视毛主席强调加强团结的指示，在财经会议的领导核心小组会议上，不顾一切地将所谓的“圈圈”争议与“名单”问题公之于众，加剧了事态的紧张。

安子文明早已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名单”问题的书面检讨，并主动请求接受处分。然而，饶漱石却对此事紧追不舍，甚至散布流言，声称在财经会议上对薄一波进行了斗争，会议结束后，还将对“圈圈”中的安子文展开斗争。

事实上，财经会议尚未落幕，饶便在中央组织部内发起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他直言，“中央组织部犹如一潭停滞的死水，亟需一场震荡以激起波澜。”

7月22日，他主持召开了部务会议，在会上据理力争，列举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论据，包括“支持条条、反对块块”问题、“整党建党规定问题”以及“中央组织部对华东局和山东分局提出抗议问题”等，对安子文进行了严厉指责。其态度粗暴无礼，根本不允许对方进行辩解。

7月25日，他再度主持部务会议，向少奇同志汇报了7月22日会议期间发生的情况，将其指责为“蓄意挑拨离间，企图制造分裂”；进而借此机会，以中央组织部对官僚主义整治不力为借口，强烈要求召开专门会议，对部内工作进行深刻反省，实则意在迫使安子文进行自我批评。

这场会议于8月中旬连续举行了两日，安子文诚挚地进行自我批评，然而饶漱石却一味挑剔，无理取闹。对于一些本属饶漱石对安子文的冤枉之辞，安子文提出相关证据，并要求派遣人员进行核实和更正，但饶漱石却蛮横地拒绝展开调查。

“此问题不宜在此讨论。”

“虽然安子文的做法千真万确，但他在此事上却犯了重大失误。大家应该首先质问安子文：你究竟犯了何种重大错误？”

与会同志强调，他本人曾明确表示不欲讨论此议题。然而，饶又坚称：“确实，我曾如此表态，但你们理应追问究竟。待你们发问完毕，我将作出解释。这理应成为党内斗争的深刻教训！”

然而，无人应声，他深感孤立无助，只得暂时收束此局。

——1953年9月，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毛主席的委托下，刘少奇同志担任了会议领导小组的主持工作。与会的小组成员包括：朱德、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钱瑛，以及我本人。此外，饶漱石、安子文和六个中央局的组织部部长也参与了此次领导小组的讨论。

我持续向毛主席提交关于会议进度的书面报告。本次会议原本旨在总结经验，探讨如何强化干部队伍建设，以确保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推进。

饶漱石于会议内外横生风波，暗中挑动部分对事实尚不明了的地方组织部长，与之共谋对安子文发起攻击。然而，此举并未能在局势中激起太大的涟漪。

他心中郁积难平，于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不禁抱怨道：

“在本次组织工作会议中，本应出席的成员未能如约而至，而那些本不应出席的，却意外地齐聚一堂。”

毛主席指示邓小平询问哪些人应当受邀，并开列一份名单，将他们一一请到。

心中颇感忐忑，仅挑选了陈赓一人（彼时担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他听闻在抗日战争早期，陈赓率领部队在太行山区行动期间，对后勤补给方面对薄一波有所微词；加之了解到陈赓言辞直率，毫无保留，便猜测若陈赓出席，或许会在会上直言不讳。

然而，陈赓的到来并未如预期那般发表讲话。饶某人的如意算盘再次落空，他所图谋的目标并未得逞。

中央敏锐地察觉到会议的航向已偏离正轨，遂果断作出决定，暂停大会进程，转而召开领导小组会议，优先解决中央组织部的内部矛盾。

在接连数日的领导小组会议中，饶漱石对安子文及中央组织部其他同仁对其提出的批评置若罔闻，反而情绪激动地列举一些似是而非的“证据”，对安子文进行诬陷，指责其“垄断”组织部，导致自己“难以介入”，并诬称部内部分同志与安子文暗中勾结，共同抵制其领导。他意图利用此次会议，误导地方组织部长们，使他们误以为应站在自己一方。

然而，一旦问题被摆上桌面，事实与道理的交锋之下，那些编造的谎言无不一一被戳穿。

在紧急关头，他竟再次编造“事实”，声称自己的政治秘书陈麒章自调任已满半年，但组织部却迟迟未接纳其组织关系。

陈麒章，当时身处记录工作的现场，在得到会议主持人的特别许可后，毅然起身发表言论，强调自己自加入中央组织部起，赵汉便将其纳入了一支部，而所谓的“饶说”显然与事实不符。

在主持领导小组会议的过程中，少奇同志对饶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然而，饶同志在随后的中央书记处汇报会上却出人意料地采取强硬态度，指责刘少奇同志在处理他与安子文同志关系的问题上“感情用事”，导致问题被无限扩大。他甚至进一步威胁道：

“若少奇同志在发言时稍显不慎，领导小组或将面临诸多问题。”

鉴于此，中央作出决定，刘、饶、安三位领导在领导小组会议上的终稿，须先行提交中央进行审查。

在中央书记处多次召开会议，聆听组织工作会议的汇报期间，我始终在场。那时，我便察觉到饶漱石的举止与往常大相径庭，然而，他为何屡次与少奇同志正面冲突，这对我来说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

在本次领导小组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明确指出：“中央组织部过往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始终严格遵循中央的正确指导方针。”对于该部门在以往工作中显现的某些不足与失误，他本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毫不犹豫地主动承担起了领导责任。

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指出：中组部所取得的业绩，无疑与毛主席，尤其是少奇同志的亲自指导密不可分。然而，子文同志的贡献亦不容忽视，我们无法设想，仅凭领导的得力，而他们自身不努力，便能取得如此成就。

与会中央领导同志秉持着对犯错同志“先审视后协助”的原则，在发言环节中，无不给予了饶漱石一个“尊严退场”的机会。

然而，在饶最后发言之际，他依旧坚称“原则无误，只是方法失当”，拒不承认错误。

自那之后，他仍不时在毛主席面前对少奇同志、安子文及中央组织部的几位同志指责所谓的“过失”，同时依旧前往高岗处，热议是非，倾吐心中的不满。

继而，饶某似乎出于某种未明的心理驱动，罕见地转变了平日里的态度，向安子文说道：

“我所说的对财经会议的抵触情绪，实则并非针对你，而是指向少奇同志。”

泄露了天机。

高岗与饶漱石的党内分裂行径，迹象愈发显著，尤其在经历全国财经会议以及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际，问题已暴露无遗。党中央据此判定他们为野心勃勃的阴谋分子，遂下定决心公开揭露其罪行。

1953年1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首次明确指出：

“京城之内设有两大指挥机构，其一由我领衔，倡导阳刚之气，犹如烈日灼心；其二则由他人执掌，奉行阴柔策略，犹如暗流涌动。然而，这股地下水究竟源自何处，是统一发声，还是各自为政？”

此外，他提议政治局通过一项旨在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同志于北京着手主持编制《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毛主席启程前往杭州，彼处他将亲自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编纂工作。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就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问题，分别向党内若干高级领导干部进行了提醒。

1953年十二月，陈毅将军于从上海赴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期间，受到了毛主席的两次亲切接见。

首次，主席向陈毅探询有关饶漱石的所知，陈毅对具体情况并不甚明了。依照常规，他遵循着尽可能赞誉同级干部的习惯，简要陈述了几点，然而毛泽东听后，反应显得颇为冷淡。

陈毅心中涌起一股迷茫，于是外出之后，便向一位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倾诉了自己的困惑。对方则语重心长地提醒他：

“主席问你是否说实话。”

陈迅速转身，将饶漱石的一切言行详细地向毛主席汇报无遗。

毛主席终于是颔首应允，随即将他所掌握的高岗、饶漱石的不寻常活动情形告知了陈毅。

数日之后，毛泽东主席再次约见陈毅同志，会面主要围绕高岗、饶漱石问题展开，核心议题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的人选。毛主席郑重地对陈毅同志叮嘱：

“切莫沾染风邪，保留您敏锐的嗅觉，对非法行为保持警觉。”

又说：

“推让并非总是恰当之举，谦逊之心亦非万无一失。面对野心勃勃之辈，我们应坚定立场，若轻易退让，恐将使党的利益受损。”

1953年12月26日的夜晚，毛主席在前往杭州途中途径上海，稍作逗留之际，向前来迎接的华东地区负责人谭震林、张鼎丞、粟裕三位同志，提及了饶漱石的相关事宜。

此刻，党中央已决定任命张鼎丞担任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一职，张鼎丞向毛泽东询问有何具体指示？

主席说：

对党与人民忠诚老实，乃是一种美德。然而，面对那些阴谋家与野心家，则万万不可轻易坦诚。若是与这类人坦诚相见，恐将陷入陷阱，遭受欺骗。

即便如此，在筹备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及全国党代表会议的这一年间，党中央在处理高岗、饶漱石问题时，依旧秉持着宽容待人、以医治病患为宗旨的原则。

1954年的一月中旬，在刘少奇同志的主持下，《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得以顺利完成。随后，这份草案便由我亲自携往杭州。

“本决议应经一次中央全会的审议通过，以彰显其慎重性。”

同时提出：

“在形成决议的过程中，我们应尽力做到只进行积极的阐述，避免对任何同志进行批评。”

1月18日，毛泽东同志向党中央提议，在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应通过电报将《决议（草案）》发送至与会同志手中，以便他们能够提前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亦需广泛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相关意见。此外，还特别指示通知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同志莅临会议。

目睹《决议（草案）》后，高岗内心忐忑不安，终日惶恐不已。他匆忙致信毛主席，表达了对《决议（草案）》的坚决拥护与全力支持，坦承自己犯有错误，计划在四中全会上进行自我批评，并希望能提前前往杭州与主席面谈。

在将他的请求转达之后，我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以主席正忙于修订宪法草案为由，婉言拒绝了高先生的请求。

高岗两次向毛主席表态，愿保护饶漱石。

首次与毛主席交谈时，高岗感慨道，饶漱石如今声势浩大，恳请毛主席伸出援手，助其一臂之力。

主席提问，为何是你代替饶漱石发言？我身在北京，饶漱石亦在北京，他为何不亲自前来与我沟通，而非派遣你来传达？即便在西藏也能发电报，我们都在北京，难道他不具备亲自走动的能力吗？

第二次，恰在揭露高岗的前夕，高岗仍声称意图庇护饶漱石。饶漱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亦坚持为高岗鸣不平，力图为其洗清冤屈。

1月22日，毛主席电告刘少奇重申：

“在四中全会会议的指导方针上，我们热切欢迎各位同志开展自我批评，无论其是否为文件表述者。然而，我们建议尽量避免对任何同志进行公开批评，以给予犯错同志更多时间来提升自我认识。”

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依照毛主席两次提议的精神，隆重召开，与会人员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此外，亦核准了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党在过渡阶段的总体方针，并同意筹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至于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则决定留待会议结束后另行处理。

在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同志于1月25日及2月5日先后与高岗同志进行了两次深入的交谈。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五位同志又与饶漱石同志进行了会面，并指出了他所存在的问题。

在会议圆满落幕之后，自2月15日至2月25日，几乎每日投入半天时光，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关于高岗同志的专题座谈会。与此同时，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同志分别主持了关于饶漱石同志的座谈会。在这些会议上，与会人员纷纷揭露与批评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并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了事实核实。此外，还听取了高岗、饶漱石二人的申辩与自我批评。

这两场座谈会每日的纪要，均于会议结束后整理完毕，并送达至我处。我对其进行汇总，并及时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核心领导同志进行汇报。

在此期间，高岗不幸遭遇触电，幸免于难却险些丧命，导致座谈会不得不暂停一天。

座谈会落幕之际，依照中央的决策部署，高岗与饶漱石均被要求暂停职务进行深刻反省，并在个人居所内撰写书面自我检讨。

在中央政治局的指引下，东北与华东两地传达了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进而深入揭露并严厉批判了高、饶二人的反党阴谋活动。

为此，于3月至4月期间，相继举办了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及华东局扩大会议。紧接着，在5月至6月期间，又分别召开了山东分局的扩大会议和上海市委的扩大会议。随后，在8月份，又举办了山东省党代表会议。

高岗执意不改，于1954年8月17日吞食安眠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迅速将相关情况报告给了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委托李琦转达给周恩来之际，我明确指出高岗乃一坏人。

李琦说，恩来同志听后回应：

“尚昆同志的意见正确！”

饶漱石停职后，我向陈麒章说明。

目前不宜为饶漱石更换秘书，您作为中央办公厅的一员，仍需继续以原有身份在饶漱石处任职。请您每周撰写一份关于饶漱石的最新情况简报，并提交至中央办公厅。若遇紧急重要事项，您可随时前往中南海，向我直接汇报。他忠实地履行了这一职责。

饶漱石倾注了半年的心血，逐字逐句地撰写了一份长达2万余字的书面检查，其中主要针对四个方面的“失误”进行了详尽的交代。

1. 黄花塘事件——1943年在淮南黄花塘，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制造所谓陈毅反对毛主席和一向反对政治委员等“罪名”，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批斗、挤走陈毅，独揽大权；

2. 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之争议——至1949年岁末，大区筹备成立军政委员会之际，他心知肚明毛主席与党中央有意任命陈毅为该委员会主席，然而在陈毅谦逊推辞之时，他却运用所谓的“合法”手段，骗取中央的赞同，以此取代陈毅的职位。

3. 休养于京城之际，夜深人静时分，不慎打扰了毛主席的安寝。彼时，我心中惶恐不安，深陷患得患失的漩涡，无端地疑虑中央安排我来京休养，是否意在“调虎离山”，对中央的信任产生了动摇，进而意图从毛主席的话语中探寻中央对我个人态度的微妙变化。

4. 任职中组部并参与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我坦诚承认，当时自己表面上针对安子文，实则暗中与刘少奇进行对抗，并参与了高岗的反党活动。

在审视检查的收尾阶段，我坦承个人主义倾向极为严重，自行归纳了八项“帽子”以自省。

(1) 乘人之危，借题发挥，以贬低他人为手段，拔高自己的地位。

(2) 诽谤散播，欺上瞒下，当面撒谎，拒不认错；

(3) 将资产阶级的权谋手段引入党内斗争之中。

(4) 宗派主义;

(5) 坚持以个人为出发点，个人利益被视为至高无上。

(6) 潜心设计，粉饰过错，夸大其词，以名利为诱饵。

(7) 地方、分散主义

(8) 骄傲，无自我批评。

鉴于饶漱石当时正遭受面部神经痉挛症的困扰，导致其视觉与书写均感不适，这份书面检查报告是在他自行拟定大纲的基础上，逐条口述，由陈麒章负责记录与整理。经过反复朗读并依照他的意见进行修订和增补，该报告最终在1954年底前完成定稿，并由他亲自签署后上报中央。

自那以后，饶先生闲散度日，静候事务的解决。除了偶尔踏足邻近的景山公园，悠然漫步，他几乎足不出户。

如何处置高岗与饶漱石的问题？在得知高岗自杀的消息前，毛泽东曾提及，若高岗愿意进行自我批评，他将考虑将其调回延安担任地委书记一职，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当然，原有的职务将无法保留。

在这一年光景里，党中央对饶漱石的处理方案进行了多次深入研讨，而我亦全程参与。当时，中央的初步设想是仅撤销饶漱石同志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位，同时保留其党籍，并为其提供出路。他们认为，这种宽宥的处理方式，对党的发展更为有利。

直至全国党代表会议进入预备阶段，各代表团在讨论大会报告（其中包含专门针对高、饶问题的部分）时，尽管已有众多代表对保留饶在党内表示反对，并纷纷提议开除其党籍，但中央政治局于1955年3月18日召开会议，经深入讨论后，仍决定“维持原有意见不变，并向代表们进行充分说明”。

3月19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七届五中全会。在讨论高、饶问题时，主席指出，这份文件历经一年的努力，几经波折才得以成型。他们的所谓联盟，实则是一个阴谋集团。他们并非堂堂正正地提出自己的主张以争取领导地位，而是暗中点火，煽动不良风气，不敢见阳光。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恰当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实乃一场政变式的阴谋。

尽管如此，全会最终决议，在同意饶漱石不参加党代表会议的同时，亦决定不予撤销其党籍，仅是将他中央委员及中组部部长之职务予以免除。

不料，在全国党代表会议召开期间，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之后，讨论的气氛突然风云变幻。高岗、饶漱石的问题逐渐升级，最终迎来了一个彻底的180度大转变：

与会人员一致赞同中央政治局在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针对高岗、饶漱石问题所实行的处理措施，并正式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然而，决议中对饶漱石的组织处分部分，经修改后与高岗的处理一致，即“永久开除党籍”。

经毛主席“拍板”，认定饶犯有反革命罪，指示公安部在1955年4月1日将他逮捕入狱。

三天之后，饶漱石被正式列为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案的首要嫌疑对象，受到进一步的审查与追查。

突如其来的变化是如何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