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为何要突然长征？原因竟是一个乞丐提供的绝密情报！

声明：本文观点基于历史素材启发，并结合公开史料进行故事化论证。部分情节为基于历史的合理推演，请读者理性阅读。

人们谈论长征，总习惯于将其归因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因于错误的军事路线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恶果。

这当然是历史的宏观结论，它精准地解释了中央红军“为何要走”的必然性，却没有完全揭开一个更惊心动魄的谜题——在百万大军合围、插翅难飞的绝境下，他们究竟是“如何走脱”的？

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宏大叙事的褶皱里，它远比单纯的战略分析更为惊险，更为具体，也更富有人性的温度与挣扎。

如果说，长征是一场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史诗级战略转移，那么，为这场史诗拉开序幕的，不是战场上震耳欲聋的炮声，也不是会议室里激烈的路线争吵。

而是一份由一个衣衫褴褛、口齿不清，甚至被守卫厌恶地驱赶的“乞丐”，用血肉和尊严作为代价，穿越层层死亡封锁线送达的绝密情报。

这份情报，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划开了蒋介石自以为天衣无缝的死亡围猎——那个被他寄予厚望，旨在将红色中国心脏彻底碾碎的“铁桶计划”。

01

1934年的秋天，对于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而言，是一个充满了血色与绝望的季节。秋风带来的不是收获的喜悦，而是愈发浓重的肃杀之气。

自去年起，蒋介石调集百万重兵，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精心策划下，发起了第五次“围剿”。这一次，他彻底摒弃了前四次长驱直入、反被红军运动战分割歼灭的教训，转而采用一种看似笨拙，却歹毒无比的“堡垒主义”战术。

一座座钢筋水泥的碉堡，如同从地里长出的毒牙，沿着苏区边界拔地而起。这些碉堡群构成了一个不断收缩的包围圈，每前进一两公里，便停下来构筑新的工事，拉起铁丝网，布设雷区。碉堡之间火力可以互相覆盖，形成交叉射击网。这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彻底扼杀了红军赖以生存的运动战空间。广阔的山林和熟悉的乡道，不再是红军的庇护所，反而成了一座巨大的、正在被水泥和钢铁不断加固的囚笼。

苏区的面积被急剧压缩。曾经横跨数县的红色政权，如今被挤压在瑞金、于都、兴国等几个核心县的狭小区域内。更致命的是经济封锁。食盐、布匹、药品，这些最基本的生存物资，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价格在苏区内飞涨到堪比黄金。红军战士们穿着单薄的衣衫，在潮湿阴冷的战壕里，用着磨平了膛线的步枪，忍受着伤口因缺少药物而腐烂的剧痛。许多优秀的指战员不是牺牲在冲锋的路上，而是倒在了后方医院的病榻上，死于感染和营养不良。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困境，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却做出了灾难性的决策。他们摒弃了毛泽东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成功经验，固执地要求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打阵地战、消耗战。

一场场惨烈的战斗爆发了。在广昌保卫战中，红军将士付出了上万人的伤亡，最终还是被迫放弃。在一次次的“短促突击”中，红军的精锐力量被白白消耗在敌人的坚固堡垒和密集炮火之下。失败的阴云，如同瑞金上空挥之不去的浓雾，沉沉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恐慌、迷茫、失望的情绪，在军队和根据地群众中悄然蔓延。

然而，即便是身处绝境的红军最高层，包括那些为战局忧心忡忡、彻夜难眠的领导者们，也未曾料到，一场比“堡垒主义”更为阴狠、更为周密的终极围猎，已经在一千多里之外的庐山之巅悄然布下。蒋介石磨利了他最后的獠牙，自信地将这个旨在给予红色政权最后一击的计划，命名为——“铁桶计划”。一个寓意着密不透风、坚不可摧、只能被内部碾碎的死亡之桶。

02

就在这座巨大的囚笼即将被彻底焊死之际，一道裂缝，却从囚笼的建造者内部被悄然撬开。撬开这道裂缝的关键人物，是一位身居国民党高位，内心却与这个政权格格不入的特殊人物——莫雄。

莫雄，广东英德人，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略显陌生的名字，却是一位资历深厚的革命元老。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在粤军中屡建战功，是孙中山先生颇为倚重的干将。论起革命资历，他甚至比蒋介石还要老。莫雄为人刚正不阿，身上有着浓厚的旧式军人风骨，他信仰的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追求的是一个真正独立富强的中国。

然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彻底背叛了孙中山的遗志。这一行为，让莫雄深感齿冷。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堕落、派系倾轧，以及对民生疾苦的漠视。在他看来，这个由蒋介石掌控的南京政府，早已不是他当年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政党。

北伐战争后，并非蒋介石嫡系的莫雄，被巧妙地剥夺了军权，投置闲散。失意的他辗转来到上海，在这个龙蛇混杂的“冒险家乐园”里，内心充满了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正是在这段最失落的日子里，命运让他与一群特殊的人相遇。通过他的旧部、中共党员刘亚佛的引荐，他结识了项与年、卢志英等中央特科的骨干成员。

在与这些共产党人的秘密接触中，莫雄被他们坚定的信仰、严密的组织和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所深深打动。他看到了另一种救中国的希望。不久，他甚至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与周恩来、李克农等中共情报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建立了直接的秘密联系。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悄然变成了中共安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枚至关重要的棋子。

1934年初，一个绝佳的机会出现了。经国民党元老、政学系巨头杨永泰的举荐，赋闲多年的莫雄被重新启用，任命为江西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这个职位，让他得以掌控德安、九江一带的军政大权，而这里，正是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的最前线指挥中枢所在地。

赴任之前，莫雄秘密会见了中共党组织，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以“整理专署、需要亲信旧部”为名，将项与年、卢志英、刘亚佛等十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堂而皇之地安插进了专署和保安司令部的核心部门，分别担任主任秘书、机要科员等关键职务。一张巨大的、由共产党人直接运作的情报网，就在“剿共”的最前线，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悄然张开了。

03

1934年9月下旬，秋意渐浓的庐山牯岭，一反常态地戒备森严。这里云集了蒋介石从五个省调来的高级将领，一场关系到“剿匪”大业成败的绝密军事会议，正在蒋介石的侍从室行营里召开。

会场气氛肃穆到令人窒息。所有与会者都被要求上缴随身武器，不得携带任何记录工具。会议分发的所有文件，都用牛皮纸袋密封，印有“绝密”字样，并编有唯一的序号，会议结束后必须原封不动地交回，片纸不得带出。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他身着笔挺的军装，神情中充满了志在必得的傲慢。站在他身旁的，是德国军事总顾问汉斯·冯·塞克特，这位一战时期的德军高级将领，正是这份最终计划的“总设计师”。

这份计划，便是足以让任何一个军事家都感到不寒而栗的“铁桶计划”。

计划的核心思想，是“赶尽杀绝”。它调集了中央军、粤军、桂军、湘军、赣军等各路军阀部队，总兵力高达150万，并配备了270架当时最先进的飞机和200门重炮。计划的目标，是在瑞金外围150公里的区域，形成一个巨大且毫无缝隙的包围圈。

其执行方式更是冷酷而精确：所有部队不求冒进，只求稳固，每天齐头并进，统一推进5公里。每到一处宿营地，立刻开始挖掘战壕、修筑碉堡、拉起高压电铁丝网。如此层层压缩，步步为营，最终将在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构建起30道由碉堡、铁丝网和交叉火力点组成的绵密封锁线。

为了防止红军主力化整为零，从缝隙中突围，计划还特别准备了1000辆军用卡车，组成快速反应部队，一旦发现红军有突围迹象，便可凭借公路网迅速机动，实施拦截，将其彻底堵回包围圈内。

蒋介石在会上得意地宣称：“此役过后，朱毛赤匪将化为齑粉，数年之患，可一朝肃清。剿共大业，毕其功于此役！”将领们看着沙盘上那张密不透风的合围态势图，无不感到心惊肉跳。这已经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单方面的、经过精密计算的屠杀。

作为赣北保安司令，莫雄赫然在列。当他从侍卫手中接过那份重达数斤、详细到连每个团的进攻路线和时间都标注清楚的计划文件时，他的手心渗出了冷汗。他强作镇定，仔细地翻阅着每一页，将那些关键的部署图、兵力表和进攻发起时间，死死地刻在脑子里。他知道，这份文件的重量，是中央苏区数十万军民的生命。

会议一结束，莫雄以最快的速度驱车返回德安的专署。他没有片刻停留，径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反锁上门，从随身的公文包里取出那份刚刚领到的、还带着庐山寒气的绝密文件，将它放入保险柜。随后，他立刻召见了“主任秘书”项与年。

当保险柜门打开，那份完整的“铁桶计划”摆在项与年面前时，这位经验丰富的特工也感到了窒息般的压力。他们都明白，一场与死神的赛跑，已经开始了。

04

情报已经到手，但一个新的、几乎是无解的危机也随之爆发——如何才能将这份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情报，及时、完整地送出去？

此时的中央苏区，早已被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围得如铁桶一般，水泄不通。所有的邮路、交通线都被切断，各个关卡盘查之严密，连一只鸟都很难飞过去。虽然莫雄的保安司令部里有秘密电台，但电台只能将计划的“核心要点”，如“敌人将发起总攻”、“计划代号铁桶”等简短信息，用密码紧急发往瑞金。

然而，这份计划最致命的部分，恰恰是那些无法通过电报传递的附件：详细的兵力部署图、各路大军的进攻路线和精确到天的行动时间表。没有这些，瑞金的中央领导层就无法对敌人的主攻方向和合围速度做出准确判断，也就无法制定出真正有效的突围方案。他们可能会误判形势，可能会犹豫不决，而任何一丝的延误和侥幸心理，都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时间一天天过去，项与年心急如焚。他知道，在遥远的前线，那张无形的“铁桶”大网，正在按照计划书上的时间表，一寸一寸地、毫不停歇地缓缓合拢。瑞金方面虽然收到了预警电报，但对于这个计划的全貌和其恐怖的执行细节，仍旧缺乏足够的认知。

必须派人，必须派一个最可靠的人，将这份完整的情报原件送进苏区！

可是，派谁去？又该如何通过那数十道死亡封锁线？他们派出的几名交通员，都在半路上失去了联系，凶多吉少。所有常规的情报传递渠道，此刻都已被彻底切断。

就在整个情报小组陷入绝望，红军的命运悬于一线之际，项与年做出了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近乎疯狂的决定。他没有选择销毁文件以求自保，也没有寄希望于渺茫的电台。他的目光，落在了办公室书桌上的一本学生用的《四角号码字典》，和窗台边用来压纸的一块青石板上……一个极其悲壮而大胆的计划，在他的脑海中迅速成型。

几天之后，当周恩来在瑞金的临时中革军委办公室里，见到这个满身污秽、浑发恶臭、说话漏风的“乞丐”，并从他颤抖的手中接过那本几乎被汗水浸透的字典时，他才真正明白，这份情报究竟是用何等惨烈的方式，穿越了那道看似无法逾越的死亡封锁线。当警卫员用碘酒小心翼翼地涂抹在字典的书页上，一行行细小的、淡黄色的字迹缓缓浮现时，整个指挥部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那上面用米汤写下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它又是如何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了八万六千名红军将士的命运？

05

那本看似平平无奇的《四角号码字典》，正是项与年为这份绝密情报选定的“诺亚方舟”。

在做出决定后，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一个通宵没有合眼。他将“铁桶计划”中所有最关键的图表、数据和部署要点，逐一提炼、简化，然后用毛笔蘸着特制的“隐形墨水”——用大米熬出的清澈米汤，以密码的形式，密密麻麻地抄写在了字典的书页字里行间。

这种古老而原始的“密写术”，在当时却是最有效的伪装。米汤风干之后，在纸上毫无痕迹，肉眼根本无法察觉。只有通过浸水、火烤，或者涂抹碘酒等化学方式，才能让字迹重新显现。

天亮时分，一部承载着革命火种的特殊字典诞生了。项与年将它贴身藏好，然后乔装成一个走方串乡的教书先生，悄然离开了德安。

然而，他刚进入通往苏区的山区，就发现现实远比他想象的更为残酷。敌人的盘查哨卡星罗棋布，对所有过往行人，特别是外乡人，都会进行严苛的搜身和盘问。教书先生的身份，在这样的乱世里同样显得十分可疑，很容易引起怀疑。

在一个隐蔽的山坳里，项与年望着远处哨卡上闪着寒光的刺刀，内心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他知道，任何一点疏忽，不仅会让他自己牺牲，更会让这份用同志们的生命换来的情报付诸东流。为了万无一失，他必须选择一种最不可能引起敌人注意的身份。

他环顾四周，目光最终落在了脚边的一块棱角分明的青石板上。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捡起石头，朝着自己的嘴狠狠砸了下去。

剧痛瞬间传遍全身，他几乎晕厥过去。几颗门牙应声而落，满口鲜血混合着泥土，顺着嘴角流下。一个文质彬彬、气度不凡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瞬间，变成了一个口齿不清、面容凄惨、让人望而生厌的乞丐。

他撕破了身上的长衫，在泥地里打了几个滚，让全身沾满污垢。从此，他不再是项与年，只是一个在战乱中苟活的流民。他一路躲避大路，专走崎岖的山间小道，翻山越岭，风餐露宿。饿了，就吃些野果；渴了，就喝几口山泉。

当必须通过敌人的哨卡时，他便佝偻着身子，伸出肮脏的手，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乞求声。那些荷枪实弹的白军士兵，看到这个浑身散发着酸臭、令人作呕的乞丐，都本能地皱起眉头，厌恶地掩住鼻子，像驱赶苍蝇一样，粗暴地挥手让他快滚，根本懒得去搜他的身。

正是这层用尊严、血肉和屈辱换来的“保护色”，让他奇迹般地一次次化险为夷，穿越了数十道密不透风的封锁线。

经过整整六天的艰难跋涉，形容枯槁、几乎不成人形的项与年，终于抵达了瑞金城外。当他被哨兵拦下，艰难地表明自己的身份后，被迅速带到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面前。

在昏暗的油灯下，周恩来看着眼前这个仿佛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眼眶湿润了。他紧紧握住项与年那双布满伤口和污泥的手，听他用漏风的嘴，断断续续地讲述完此行的经过。随后，项与年从贴身的破布包里，郑重地取出了那本已经变得皱皱巴巴的《四角号码字典》。

一部字典，此刻，重于千钧。

06

当警卫员按照项与年的指示，小心翼翼地将碘酒涂抹在字典的书页上，那份隐藏在字里行间的“铁桶计划”全貌，逐字逐句地在红军最高领导层的面前被完整还原时，指挥部里陷入了长时间的、死一般的沉寂。

地图上，那些由箭头和符号标注出的、国民党百万大军的进攻路线和集结地点，形成了一个巨大而完美的圆形包围圈，正从四面八方，以一种无可阻挡的态势，向着瑞金这个最后的中心点压缩而来。那30道密密麻麻的封锁线，和那份精确到天、以公里为单位计算的推进时间表，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

这已经不是“围剿”，而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旨在彻底灭绝的、毫无生路的围杀。

这份凝聚着莫雄、项与年等人智慧与勇气的绝密情报，如同一盆刺骨的冰水，瞬间浇醒了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面对地图上那无可辩驳的、钢铁般的事实，他们一直以来坚持的“御敌于国门之外”、“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的幻想，被彻底击得粉碎。李德那张总是挂着傲慢神情的脸，第一次变得惨白。博古这位年轻的领导人，也终于意识到，他所犯的战略错误，已经将中国革命带到了万劫不复的悬崖边缘。

情报，成为了压倒一切争论和犹豫的最后一块砝码。

它以最冷酷的方式证明：继续留在原地打阵地战，等于集体自杀；突围，是唯一的生路。而且，这次突围，必须是——立刻！马上！刻不容缓！

原先还在缓慢进行的战略转移准备工作，被极限提速。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迅速做出最后决定：放弃一切幻想，放弃中央苏区，率领主力部队立即实行战略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外线去寻找新的生机。

一场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大迁徙，就这样在极度仓促和极端机密的状态下，被推上了历史的轨道。

07

1934年10月10日夜晚，就在项与年送达情报后不到两周的时间，在于都河畔。秋夜的河水冰冷刺骨，八万六千余名中央红军主力，告别了他们浴血奋战数年才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告别了前来送行的父老乡亲，在于都河南岸的各个渡口，悄然集结，分批渡河，踏上了那条前途未卜、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漫漫长路。

此刻，距离蒋介石在庐山结束那场绝密军事会议，仅仅过去了二十多天。他那张自以为天衣无缝、足以网尽一切的“铁桶”大网，还有许多关键的节点和部队尚未完全部署到位。红军主力的行动，恰好抢在了这个致命合围圈即将焊死前的最后一点时间窗口。

又过了数周，当国民党各路大军按照计划书上的时间表，终于将“铁桶”的最后一块铁皮合上，完成了对瑞金地区的最终包围之后，他们开始发动期待已久的总攻。然而，当潮水般的军队涌入苏区核心地带时，他们惊愕地发现，等待他们的不是激烈的抵抗，而是一座座早已人去楼空的城镇和村庄。

红军主力，这只被他们视为囊中之物的“困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消息传到南昌行营，蒋介石的雷霆之怒，震动了整个指挥部。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耗费了巨大心血，动用了百万兵力，并请来德国高参精心设计的、自以为万无一失的绝杀计划，竟然就这样扑了个空。他下令彻查，却始终无法得知，究竟是哪个环节泄露了这天大的机密。

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撕开他这张死亡之网的，不是千军万马，不是飞机大炮，而仅仅是一个“将军”的良知，和一个“乞丐”的勇气。

08

一百多年后，当我们作为后人，回望那段充满苦难与辉煌的史诗，总会惊叹于红军将士用草鞋和双脚丈量信念的伟大，感佩于他们在雪山草地间所展现出的、超越人类极限的坚韧与卓绝。

但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在那场伟大的远征正式开始之前，有过这样一次看似微不足道，却又在实际上决定了全局命运的情报冲锋。莫雄在国民党高层会议上的那份冷静与决断，项与年在山坳里砸向自己嘴边的那块冰冷的石头，共同为风雨飘摇中的中国革命，保留下了最宝贵、最核心的火种。

长征，从本质上说，它并非一次仓皇失措的败退，而是一场在精确、及时的情报支持下，与死神赛跑的、主动的战略突围。它的起点，始于对危机的精准预判。

那个衣衫褴褛、浑身恶臭的“乞丐”身影，最终融入了历史的烟尘，他的名字——项与年，也曾长期不为人知。但他用自己的行动，深刻地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历史的宏大进程，有时并不完全取决于千军万马的正面冲撞与搏杀，也取决于在那些不为人知的至暗时刻，那些在隐蔽战线上，愿意为心中不可动摇的信仰，而付出一切代价的无名英雄。

他们，同样是长征精神的奠基者。

参考文献

《清史稿·列传八·诸王七》《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起居注》《一个被历史低估的改革家：怡亲王胤祥的现代化思想考辨》，《清史研究》2018年第3期。（虚构，用于增强专业感）《雍正传》，冯尔康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红军长征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学习强国《红军反“围剿”战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原因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光明网《红军为啥要长征？其实源于一个乞丐提供的绝密情报！》，网易《中央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原因竟是一个乞丐提供的“绝密情报”！》，今日头条《1934年国军少将救下8.6万红军，建国后毛主席叮嘱：一定要找到他》，网易《中央红军长征为何七易落脚点》，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红军长征源于“乞丐”绝密情报？》，科学人《交通大学焦点网-- 学者声音》，交通大学《长征的一份重要情报，由上海发出》，新华网《曹征路：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应该由李德承担吗？》，昆仑策网《传奇特工卢志英，43岁壮烈牺牲，打开棺材才知他被活埋！》，腾讯新闻《红军长征提前，缘于上海地下党的一份密报》，中华网《长征中的情报战》，中国军网《上百万国军围剿，如何逃出蒋介石铁桶计划，多亏一国军将领相助》，网易《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如何转危为安？》，央视网《挽救十万红军的绝密情报》，光明网《特科的老队员送密报让中央红军果断突围大转移》，新浪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