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在江西接受劳动改造已满三年的邓小平,接到来自中央的紧急通知,催促他火速回归中央,恢复其工作职责。
接获通知之际,邓小平却从容不迫,表态愿先赴江西一游,实地考察祖国的发展态势,待了解透彻后再返京亦不迟。随后,在江西省委的精心安排下,邓小平乘坐一辆伏尔加轿车,从劳动了三年的江西南昌出发,开始了第二次的视察之旅。
邓小平
驱车返回南昌的途中,邓小平不禁回想起与他自己同年一同被下放到江西的王瑞林。彼时,王瑞林被分配至一个名为“五七干校”据说位于南昌近郊的进贤县。
一闻此讯,他即刻指示司机驶向进贤县。“想见王瑞林!”随即,原本直抵南昌的车辆迅速在岔路口转向,驶入了通往进贤县的道途。
那么,这王瑞林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何能让邓小平亲自去探望呢?
“行家里手”老王
王瑞林,众人皆知。“五七干校”遐迩闻名。
王瑞林
他曾经被评为“五七干校”的四名人之一,而其他三位,一位是周总理的警卫员成元功,一位是毛主席的女儿李讷,还有一位是曾经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无一是等闲之辈。
自是,与彼三人并驾齐驱的王瑞林亦非等闲。自1946年投身革命事业,他起初在胶东招远县担任战士,继而又服务于东北军区司令部,担任译电员一职。1952年时,他被派到时任政务院(国务院前身)副总理的邓小平身边当秘书,之后长期在邓小平身边担任秘书工作。
1969年,自中苏珍宝岛之战爆发以来,两国关系急剧恶化,降至冰点。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曾言,应对我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核打击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亦在策划部署中程弹道导弹,以其携带的弹头进行战略威慑。核弹头对中国的主要大都市及关键军事设施实施攻击。
勃列日涅夫
在苏联的核外科打击计划一经揭露,全球震惊,引发了广泛的恐慌情绪。在那个冷战时期,核武器一旦被投放到战场,便预示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这场战争将无胜者可言。核武器的使用甚至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的毁灭。
应对苏联的核威慑,中央指示“备战,备荒”和“深挖洞,广积粮”同时,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动员民众建设抵御核弹的人防工程,并积极将主要工业城市的核心干部与设施迁移至他处,于1969年9月相继成功进行了原子弹与氢弹的爆炸试验,以此彰显我国坚决应对核战争的坚定意志。
在这种情形下,原本驻扎北京的邓小平与王瑞林亦被调往江西,于当地从事劳动与学习。
邓小平与王瑞林
王瑞林到江西后,迅速适应。“五七干校”在这片土地上,他归属于备田班,肩负着栽种水稻的重任。作为备田班的中坚力量,王瑞林在每一次劳作中都冲锋在前,力求卓越,始终保持着争先的斗志。正如昔日他在独立团挥洒汗水,投身战场,如今,他将劳作于田间的每一刻,视作另一片充满挑战的战场。
二月江南,春意尚浅,寒风凛冽。王瑞林将裤腿高高挽起,赤足踏在刺骨的寒水中。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身体逐渐失去知觉,甚至有时感觉不到双腿的存在。尽管如此,他仍需边走边驱赶水牛。为了与水牛的步调保持一致,有时不得不加快脚步。然而,一旦步伐加快,便有可能被水中的冰块割伤肌肤。从水田归来,王瑞林的腿上常常留下泡得发白的伤口。
在此情形下,王瑞林未曾有过一声抱怨,亦无一声疲惫之叹。他每日皆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工作,无论是黎明还是黄昏,他总是最早到达,最晚离开,成为了备战班级中的楷模。
五七干校旧址
然而,王瑞林的家在山东招远,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过去,他从未亲眼见过水稻,更不用说了解其种植方法。来到江西后,为了有效推进生产并完成备田任务,他虚心地向县里派来的水稻种植专家请教。他边询问边自行研究,不断总结经验,最终使自己成长为一名熟练的种稻能手。“专家”。
当地的江西乡亲目睹了他的成长,不禁赞叹道:“老王啊,您真是高人一等!这手艺在我们这儿可是数一数二的,比那些所谓的行家里手都要出色!”
此外,即便在劳动的下放期间,王瑞林亦未曾放下对书本知识的追求。在那江西的五载劳作岁月里,他手握书籍,未曾离手。日暮归工之余,他总是摒弃其他杂事,专心致志地捧读。
当时一同下放”五七干校”屠建业表示,王瑞林是一位寡言少语的叔叔,平日里对阅读情有独钟,对于手头的各类中外经典著作,他从不轻易放过,因而博学多才。
王瑞林
某日,屠建业于食堂排队取餐,恰逢王瑞林目光扫过,便热情地向他致以问候。“建业,在看什么书?”
“刚刚拜读了杨国荣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其中若干处仍感疑惑,未能完全明了。”
王瑞林便问:“你是否阅读过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屠建业回应称,他仅在高中阶段曾翻阅过,但并未能够一读到底。王瑞林听后,语气沉重地说道:“艾思奇的著作,经受了实践的严格检验,实乃一部佳作。我强烈建议你投入更多精力去研读这本书。”屠建业读了辩证唯物、历史唯物王瑞林的说法被证实正确。
王瑞林
屠建业称:王叔叔的睿智之光,他对问题的深刻洞察,以及在逆境中那份从容不迫的风度,以及那永不言弃的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尽管我在干校期间错过了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机会,然而,在王叔叔等前辈们的身边,他们的言传身教,依旧让我得到了宝贵的成长。
老友相见
从1952年在邓小平身边当秘书,到1963年动乱两人分别,王瑞林已经在邓小平身边陪伴了十一年。在过去的十一个春秋里,他们不仅在职场上携手共进,成为了事业上的伙伴,而且在生活中也成为了相互信赖的朋友。
“他乡遇故知”被誉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八年阔别,两位老友终于在异地重逢,那份激动之情,不言而喻。
邓小平与王瑞林
自那八年的时光流转以来,二人命运颇多相似之处。起初,他们均在京城求学了数载,随后均被下放至江西参与劳动。然而,王瑞林被分配至干校,而邓小平则被派往江西南昌的某拖拉机修造厂。起初,他负责清洗拖拉机配件数月,继而又担任了约三年的钳工。
半个世纪前,邓小平曾远赴法国投身勤工俭学,彼时他在工厂中担任钳工一职。那段在江西度过的时光,让他仿佛穿越回了半个世纪前在法国的岁月。
邓小平在法国
邓小平在日理万机之余,亦如王瑞林那般,于寓所内手捧书籍,潜心阅读。无论是唐诗宋词、毛泽东选集、马克思哲学,抑或是小说戏剧,无所不涉。在此期间,为缓解生活之艰辛,他还在庭院中开辟了一方小园,亲种蔬菜,自给自足。
久别重逢不言多。久别重逢,两人心中满载千言万语,然而相聚时光短暂,竟令彼此一时间竟不知从何开口。于是,在获得对方同意后,“五七干校”在获得负责人的首肯之后,邓小平携王瑞林一同返回了南昌。
步入邓小平南昌住所“将军楼”邓小平的两个女儿邓榕和邓楠一眼便认出了他。尽管已有七八年未见,她们依旧如同往昔,紧紧握住王瑞林的手,亲昵地呼唤着他的名字。“王叔叔”。
于南昌之地,邓小平与王瑞林二人长达两日的深入交流,阔别多年后重逢,两位老友得以敞开心扉,尽情畅谈。
邓榕
十数年的并肩共事,他们的情感早已超越了寻常。邓榕曾言:父亲平日里言语不多,对待身边的员工也总是保持着沉默。然而,即便不善言辞,他内心蕴藏的情感却是异常充沛。对于像王瑞林这样的长期跟随他的秘书,感情更是深厚。这种情感,虽非亲情的血脉相连,却同样有着血脉相连的亲近感。
因此,在邓小平提及即将重返北京之际,王瑞林亦不禁为这位尊敬的首长感到由衷的高兴。至于邓小平询问他近年的生活境遇,听闻他在田间劳作时不慎腿部受伤,不禁流露出了深深的忧虑与关切。
不过,两日的时光转瞬即逝,王瑞林不得不启程返程。”五七干校”持续投入工作。在告别之际,邓小平及其家人将他送至门前,彼此间难舍难分。在即将离别时,邓小平夫妇与王瑞林进行了亲切的道别。“将军楼”拍了张纪念合影。
邓小平
之后,邓小平就在中央的安排下回北京了。重返北京,投身工作仅两个月,邓小平便向中央提出申请,决定将王瑞林重新调回京城。不久,王瑞林便再次回到了老首长麾下,继续担任秘书的要职。
此后,王瑞林先后履职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中央军委办公室主任等多项要职。数十年如一日,始终陪在邓小平身边。
于改革开放的关键节点,王瑞林直面繁杂艰巨的工作挑战,毫无畏缩之意。正如昔日于江西干校劳作之际,他日晨而出,夜深方归,孜孜不倦地投身于工作,为邓小平的各项决策提供周详的筹备,妥善安排首长各项活动行程,对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南巡途中
1992年,邓小平踏上了南行的征程,对武昌、珠海、深圳以及上海四大城市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在此期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言论成为了后世津津乐道的佳话。“92南巡”→ “92南访”“南方谈话”→ “南谈”。
此次巡视的重点在于观摩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并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诸多争议进行回应。“资”还是姓“社”在巡视过程中,王瑞林始终陪伴在邓小平同志的左右。
南巡春风
1992年1月19日的上午9点钟,邓小平所乘的专列抵达深圳火车站。列车缓缓停靠后,王瑞林先生陪同邓小平同志步出车厢,此时,已在车站等候已久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以及深圳市市长郑良玉等官员,纷纷上前热情迎接。
邓小平视察深圳
邓小平逐一与大家握手致意,谢非在与邓小平初次见面时,便开口道:“我们十分想念您!”
这并非邓小平首次莅临深圳,八年前,即1984年,他曾对深圳进行过一次视察。然而,那时的深圳刚刚揭开开放的面纱,尚处于初创阶段,与今日之深圳相较,实不可同日而语。
在筹备视察车辆之际,众人陪同邓小平于院落中悠闲漫步。
此刻,邓楠提及八年前邓小平莅临深圳视察时所题写的词句。众人鉴于邓小平年岁已高,料想他早已忘却了题词的具体内容。然而,话音刚落,邓小平便毫不犹豫地将八年前所题之词完整地复述出来,一字未差。深圳的蓬勃发展及其取得的丰硕成果,充分验证了我们设立经济特区的决策是英明的。
邓小平题词深圳
听闻此言,市长谢非心中不禁涌起赞叹之情,深受触动。他下定决心,日后必得借助媒体的力量,将此事广而告之,让深圳的市民们明白,邓小平同志始终牵挂着这座城市。
在视察行程中,车辆需穿梭于市区,以便带邓小平一睹深圳市的繁华风貌。此刻,邓小平提问道:“坐车出行,不显眼吧?”
随行人员急忙否认,邓小平这才安心地坐进了车内。
今日的深圳与八载之前判若云泥。回想起邓小平八年前莅临视察之际,这座城市尚保留着浓郁的乡村风情,乡间小径、稻田、鱼塘比比皆是。然而,时至今日,深圳已蜕变为一座现代化的繁华都市。
深圳
宽阔的街道、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沿街林立的繁华商铺,还有穿梭其间的车辆,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因此,深圳被誉为“一夜崛起的城市”。
在设立经济特区的初期,便引发了广泛的争议。部分人士忧虑,一旦经济特区成立,可能会偏离原有的发展轨迹。“资本主义路线”有人主张不应设立特区,亦不应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然而,此次目睹深圳的蜕变,邓小平不禁感慨万分。深圳的发展速度如此迅猛,这超出了我的预期。目睹这一切后,我的信心也随之增强!
对姓氏的讨论“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讲话中也解答了:“关于姓资或姓社的争议,评判的核心标准理应着眼于是否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助于提升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实力,以及是否有助于增进人民的生活福祉!”
邓小平在深圳皇岗口
因此,目睹深圳所取得的显著建设成就,他坚定地表示:特区之名,当之无愧。“社”不姓“资”。
这些发言对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具有至关重要的指导价值。因此,王瑞林叮嘱深圳市委指派专人进行详细记录,务必保证不遗漏任何一个字。
在离开深圳之际,邓小平携全家人共赴仙湖植物园一游,于园中亲手植下一棵常青挺拔的高山榕树。
随后,他再度踏上珠海的土地进行视察。珠海的蜕变与深圳无异,其变化之大,与他八年前所目睹的景象已是天差地别,如今已然蜕变为一个洋溢着现代气息的沿海都市。
邓小平植绿深圳
此次,谢非亦随行,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亦同行。回想起邓小平先生初抵深圳时所题写的字句,以及近日在视察深圳期间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谢非强调,公开媒体报道至关重要,此举旨在让民众洞悉真相,消除他们对改革开放所存疑虑。
然而,当他在先前与王瑞林提及此事时,方始得知邓小平在南巡期间特别指示不进行宣传,故而媒体公开报道恐怕会遭遇不少困难。然而,若不将这些谈话内容公之于众,无疑将成为历史上一大遗憾,谢非不愿留下这样的缺憾。
随后,谢非与梁广大携手寻访王瑞林,期望他能将深圳市民的急切心声转达给邓小平,并公开播报此番南巡之行。在王瑞林的精心组织下,邓小平南巡之旅落幕,返回北京的首日,《珠海特区报》便迅速刊发了关于他视察珠海的详实报道。
深圳特区报报道
一个月后,《深圳特区报》也发表了一篇《春风拂面,满目生机——邓小平同志深圳之行纪实》的报道揭示了南巡谈话的丰富内容,为广大民众解答了诸多关于姓……的疑问。“资”还是姓“社”的困惑。
3月30号,《光明日报》将《东方风来满眼春》这篇报道全文转载于各媒体。邓小平在浏览报纸上的相关报道后,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色。紧接着,王瑞林迅速与新华社取得联系,指示他们也进行报道的转载。
此后,继新华社之后,中央电视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亦全文进行了播放。《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道,全国人民都知道了邓小平南巡的事情,了解了南方谈话的内容, 这为后续的改革开放进程提供了关键的催化作用。
邓小平视察深圳
自那时起,长久以来受限的改革开放政策,终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
若无王瑞林亲自记录并传递谢非、梁广大所提出的诉求,这篇报道或许难以面世,如此一来,必然成为一段历史的遗憾。
自邓小平同志逝世之际,王瑞林同志作为中央军委的委员,始终坚守其岗位,忠诚履行职责。至2002年,他光荣退休,然而即便步入晚年,王瑞林同志依然对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态势保持高度关注,对国防与军队的现代化进程倾注了满腔热忱,对祖国的未来始终心怀牵挂。
2018年12月8日,王瑞林于北京辞世。自与敬爱的老首长离别二十一年后,王瑞林终得重逢,得以再次陪伴在老首长身旁。
王瑞林
王瑞林同志的一生,充满革命的硝烟与战斗的烈焰,他勤勉谨慎,不懈奋斗,不畏艰辛,始终如一地付出着辛勤的汗水,为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无私奉献。纵然王瑞林同志已离我们远行,但他传承的革命精神,将永世照耀,指引我们继续奋勇前行!
他在共和国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人民付出的种种努力,永载史册,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