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倒台后的牵连者

“中国的十月”

1976年10月6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要员遭到隔离并进行审查。

老诗人郭沫若喜不自胜，挥毫泼墨，创作了《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而中年诗人贺敬之则激情澎湃，创作了抒怀诗篇《中国的十月》。

尤为显著的是施光南作曲、李光羲演绎的《祝酒歌》，此曲完美地传达了那个时代广大民众心中的喜悦之情。

喜忧参半。

回顾那段历史，不难察觉：在全民共庆的喜悦中，却也有少数人心绪低沉，其中几人甚至选择了以生命终结这一极端方式。

王曼恬之死

1977年1月27日，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相当于现今市委副书记职务，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曼恬同志，其职位相当于副市长，不幸以自缢之方式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王曼恬，出生于湖南湘乡，于1913年踏入了这个世界。她不仅是毛泽东的表侄女，更是王海容的姑母。这一切的渊源，皆因她的祖母文六妹与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同属一母同胞，她的父亲，王星臣先生，系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先生的同胞兄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她选择在上海的新华艺专深入研究美术，并在那里开始了她的地下活动生涯。之后，她毅然踏上征程，远赴延安，担任边中一队的美术教师。1938年，她与诗人鲁藜喜结连理，共同育有二子一女。

自1949年建国以来，曾担任天津女子第一中学教务主任及市教育局分局局长职务。

1955年，天津市文化局时任局长鲁藜不幸被定性为“胡风分子”。在遭受了无尽的苦难与折磨之后，王曼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与鲁藜解除婚姻关系。

1968年二月，王曼恬致信江青，揭露天津举办了一场所谓的“黑会”，上演了一出“黑戏”——即在该地召开了“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天津人民话剧院亦据此排演了话剧《新时代的“狂人”》。此信迅速引起了江青的极大关注。

2月21日凌晨，周总理与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会见了由卡车运送抵达的“天津各界群众”共计一千余人。在会上，他们特地指名批评了部分人士，并对天津文艺界与政法界提出了整肃的要求。

散会之际，市公安局局长江枫旋即遭拘禁，副市长王亢之则返回天津后吞服安眠药自尽，天津随即展开了针对“二黑”及“砸烂公检法”的批判运动。此事便是文革期间震惊一时的“二二一”事件。

王曼恬荣膺功臣之誉，荣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继而又肩负重任，担任分管文教的市委书记。

1971年7月，她正式担任国务院文化组（取代文化部）的副组长和党组成员，负责主管美术领域的相关工作。

吴德回忆道，昔日在其担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期间，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如于会泳等人均为江青的亲信，这让他开展工作倍感艰辛。恰在此际，万里（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提出建议，将王曼恬调入文化组。其理由在于，王曼恬不仅是王海容的姑母，更与毛主席有着亲戚关系，因而能够与毛主席面对面交流，畅谈心得。

吴德遂将王曼恬召唤至身边，商请她于文化组担任兼职。她原本在天津的职务无需变动，只需每周抽出时间，来文化组一至两次即可。王曼恬回应道：“我本人对此并无异议，但需向毛主席请示。”吴德提议她以书信的形式征询毛主席的意见，王曼恬随即照办。信函送达，毛主席欣然应允。

吴德表示，王曼恬在文化组的工作表现尤为出色，她曾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实际问题，并有效助力解决了文化组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面对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的多次恶意诋毁，王曼恬的言辞总能让他们退避三舍。

王曼恬虽才智有所局限，却对工作倾注了满腔热忱，且勇于直言不讳。1973年，国务院有意将河北省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五县纳入天津市的行政管辖之下，此举对天津的繁荣发展大有裨益，然而实施难度却不容小觑。在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解学恭的委托下，王曼恬特地造访李先念副总理，一遍又一遍地详述其充分理由，最终成功推动了此事的落实。

在助力与普及陕西户县农民画领域，王曼恬亦倾注了诸多心力。

王曼恬在陕西户县

自“四人帮”被粉碎以来，王曼恬成为了审查的核心目标。自1976年12月起，天津市委屡次召集常委会，要求王曼恬澄清问题，然而她始终无法明确说明，且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到了1977年1月4日的下午，她在办公室内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幸得警卫人员的及时发现，迅速将她送往医院进行抢救，这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天津市委迅速向中央汇报了相关情况，并针对王曼恬实施了严格的保护措施，成立了由二十余人组成的专项看护团队。解学恭对这支看护团队提出了明确的三项要求：首先，必须严防自杀事件的发生，确保万无一失；其次，在政治立场上要明确划分界限；最后，在生活细节上要给予恰当的关照。

在1月18日至26日的这段时间里，市文化局、市直机关、文教系统以及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五家单位相继召开大会，王曼恬遭遇了批斗之苦。直至1月22日，她向解学恭写信倾诉，透露在批判的风暴中，她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日益加剧，再加上所受的监控措施，使得她的精神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1月27日晚上9点40分，当班人员察觉到已入睡的王曼恬面色不佳，便怀疑她可能遭遇心脏病突发，随即紧急召请医生进行检查。医生检查发现，王曼恬的瞳孔已经扩散，呼吸也已停止。经过法医的鉴定，揭示出她曾将床单撕裂并与其中的毛巾缠结成一条绳索，一端系于床头栏杆，另一端则紧紧勒住自己的脖颈，导致身体下滑时窒息身亡。

调查资料显示，王曼恬于1968年2月至1976年10月期间，致信江青等人共计33封，并保存电话记录23份。其核心问题在于，向江青发送密信引发了后果极其严重的“二二一”事件；其次，她积极追随江青，尤其在1976年，她大力煽动了对邓小平的批判运动。

刘传新之死

1977年5月19日，上午时分，北京市的公安干警齐聚北京体育馆，出席了对市公安局前任局长刘传新的批判大会。然而，经过了一个小时的等待，会议尚未启动，与会者开始显得焦虑不安，纷纷议论。就在此时，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不胫而走：刘传新自杀身亡！

刘传新，曾担任南京军区某军副政委，素有“文武双全”的美誉。1967年伊始，中央政府作出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施军事管理，并计划派遣逾千名军官进驻。按照对南京军区所分配的名额要求，其中特别强调了需挑选一名军职干部，于是南京军区便将刘传新推荐为候选人。

2月11日，军管会正式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并全面启动军事管制措施。刘传新同志被任命为军管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位居军管会领导层的重要位置。

3月24日，刘传新对原市公安局作出了结论：“市公安局在文化大革命前，实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黑窝。一群黑帮势力长期横行不法，罪行累累，政治立场与毛主席相悖，竭力抵制毛泽东思想，推行资产阶级专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迅速崛起，勇于迎难而上的刘传新接任了军管会的领导之职。至1967年年底，军管会颁布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以及《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份文件，其中指责公安局“系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推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无一例外，均被定性为特务、叛徒或三反分子”，“全局范围内共有超过1000名恶人。”

继而，刘传新指派专案组搜集各级领导在侦查案卷中的审阅批示，并据此编制了《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分子涉嫌与外国勾结的情况报告》，无端指控罗瑞卿等31位领导干部涉嫌“通敌叛国”。

随后，我们组建了一支队伍，其规模由最初的300余人逐步扩充至2000余人。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努力，我们彻底清点了全局范围内的各类档案，共计77万余卷，以及零散材料105万件。在这过程中，我们甄别出所谓的“出卖情报”相关材料8600余件，“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15万余件。其中，8.5万件材料被汇编成122册，并分发至全国各地进行追查，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另一份揭露以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文件，将冯基平定性为“特务分子”，而邢相生则被列为“特务嫌疑”。该文件依据一名汉奸宋××的虚假陈述，断言从中央到地方，共有39名领导干部曾参与日伪“远东国际民主联盟”特务组织，同时，有超过300名教授、干部和职工被指为日伪潜伏特务。

此份文件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后，迅速波及至北京、天津、秦皇岛、大同等地，累计影响105人，其中91人长期被疑为“特务”，更有3人因压力过大，不幸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康生、谢富治的指使下，刘传新等人竟然编织了针对原北京市公安局的严重指控，称其“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革命特务勾结，从事间谍特务活动，罪证确凿”：包括“庇护并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227人”，“放走帝、蒋系重要特务间谍109名”，“向美蒋特务机关及英、日、缅甸、印度等国家泄露核心机密情报1349项”，“向敌人提供机密情报5689件”。原北京市公安局“已沦为敌人的间谍机构”，历任公安局长均被诬指为“通敌卖国、罪行昭著的败类”。

因这些所谓的“罪证”，北京市及公安系统的众多干部遭受了惨烈的打压。在此过程中，原北京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第二书记刘仁，在1973年10月于秦城监狱不幸冤死；罗瑞卿、冯基平、邢相生等众多人士亦被长期监禁，而4000余名干警则被迫离开了北京市公安系统。

1976年清明时节，首都北京爆发了一场因悼念周恩来总理而引发的“四五”群众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刘传新指挥警力对广场上的民众进行了镇压，同时，他动用了技术侦查手段，深入调查幕后势力，追踪线索，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几位资深革命家和退役将军身上。

“四人帮”垮台后，北京街头出现了《向刽子手刘传新讨还血债》的大字报及漫画。1977年初，有人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楼里贴出了题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大字报，公开点名刘传新是在北京市公安系统一手遮天的“庆父”，强烈要求清算他充当“四人帮”的打手镇压群众的罪行。

1977年1月27日，刘传新不幸失去了市公安局长的职位，随即接受了调查。他如同泄了气的皮球，黯然神伤地感叹：“这一辈子，我算是经历了种种，见证了世间百态，尝遍了各式高级餐厅的美食……”

在审查过程中，刘传新被安置于他久居的东交民巷庭院内进行隔离，心中充满了沮丧与不安。5月18日，他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知，告知他次日将召开一场针对他的“批判大会”。听闻此讯，他的脸色变得苍白，沉默不语，却竭力保持着表面的镇定。

次日拂晓，他在自家的院落中，于一棵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1967年左右，受“三支两军”政策（即支持左派、支持工人、支持农民，以及军事管理和军训）的影响，众多军官转至党政部门担任要职。其中，李震（曾任沈阳军区副政委，文革期间短暂担任公安部部长，并于1973年自尽）、郭玉峰（曾任某军政委，文革期间担任中组部部长）、施义之（曾任某军政委，文革期间担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便是典型的例子。这些军官尽管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却对上级指示执行得十分坚定。

在剧中，刘传新塑造了一位“酷吏”形象，其手段之凶狠，毫不留情。尽管他或许无法自主选择自己的职业，却未能掌握好分寸，最终成为了历史中的罪人。

问责刘传新标语

于会泳之死

1977年8月31日，我国原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不幸因服毒而离世。

会泳，山东威海人士，生于1926年；自1946年起投身革命事业，于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磨练技艺，习得谱曲、编导之术，并熟练掌握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技巧。在此期间，他还整理并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9年8月，我有幸被选送至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教育专修班深造；翌年9月，我留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工作团，担任创作组组长一职；1952年11月，我被调至该校民乐系，担任教员；1962年9月，我晋升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副主任。

自1965年开始，我受调至上海京剧院，全身心投入到京剧《海港》与《智取威虎山》的唱腔创作中。在这过程中，我巧妙地将传统京剧唱腔与西洋音乐元素相融合，既坚守京剧的正宗韵味，又实现了艺术上的创新突破。

1965年六月之初，江青于《文汇报》上阅读了于会泳所撰写的评论文章《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对此深表赞赏。张春桥敏锐地察觉到江青的兴趣所在，遂搜集了于会泳的其他几篇著作，江青览后均表示满意。不久后，在锦江饭店的小礼堂中，江青召集《智取威虎山》及《海港》等作品的创作团队进行会议，特意指名要求于会泳参与。

从此，于会泳摆脱了受批判的困境。1967年春，他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委会（筹备）主任和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对“样板戏”更加尽心尽力：他率先提出了“三突出”的理论；力推“样板戏”融入中西合璧的乐队编制，从而拓宽了京剧音乐的演绎范畴；他还主导了第二批“样板戏”《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的创作与排练工作，并在艺术风格上进行了创新，例如《杜鹃山》全剧采用了韵白对话的形式。

1973年8月，会泳同志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随后被任命为国务院文化组的副组长，并实际负责该组的工作；翌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文化部部长。

会泳与江青在大寨

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于会泳遭到了隔离审查。他撰写了长达近十七万字的自我交代材料，对自己曾紧密追随“四人帮”的行为深感悔恨。起初，他尚抱有一丝乐观，坚信自己未曾犯下什么重大罪行，甚至曾保护过浩然、汪曾祺等作家；那些所谓的事情，不过是遵命行事，虽有失误，但罪不至深；而他参与创作的样板戏，也曾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认可。

8月21日，他得到了允许返回家中取回部分衣物。他安慰妻子说：“审查一旦结束，我将会收到一份处分决定，估计惩罚不会太过严厉，最坏的结果不过是重返胶东的故乡……”

8月22日，他获悉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名批评了他，这一消息如同五雷轰顶，令他整夜辗转难眠。

翌日，他向专案组坦白认罪，并恳请得以与中央文化部工作组组长会面，以直面表达自己的诉求。然而，工作组回应称组长事务繁重，无暇与他交谈。于会泳由此陷入极度的绝望与迷茫。看守人员随即向上级汇报了他的精神状态，上级随即下达指示：“务必提高警惕，确保安全。”但并未要求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8月28日的清晨，于会泳在院落中悠闲地漫步，忽见厕所窗外，有一个瓶子装满了用于消毒的“来苏水”。未经多想，他便悄无声息地将这瓶“来苏水”移至自己日常盥洗之处。午后的休憩过后，他步入厕所，进行洗漱，又将“来苏水”倒入了刷牙的杯中，用湿毛巾包裹着，带回了自己的卧房。

他向母亲、妻子和女儿留下了遗言：我追随“四人帮”犯下了罪行，对于华、对于党、对于人民，我深感愧疚。我的结局咎由自取，唯有以生命作为代价（后修改为“长期囚禁”）方能赎回罪孽……我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对自己也充满了恨意；必须铲除旧的于会泳！必须彻底改变……

夜幕低垂，大约在八点钟的时分，他一气呵成，将约160毫升的“来苏水”尽数饮下。待得被人发现时，他早已陷入昏迷，随即被紧急送往阜外医院进行抢救，终因回天无力，不幸离世。

会泳离世后，组织作出结论：“因恐惧罪责而自尽，从而与党和人民断绝了关系。”1983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对其开除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的所有职务。

张春桥母亲之死

1977年4月1日，张春桥的慈母宋蕙卿，于上海不幸以身殉命。

张春桥的祖辈曾为清末的官员，其父张开益，排行家中次子，本有资格入读北京大学，却因家中长兄已在彼就读，故家中决定让他放弃。随后，他转赴山东，就读于一所医科大专，并曾担任高唐县国民党少校军医。随着日军侵占山东，他一度投身于日伪政权。日本投降后，他继续留任，担任济南某医院院长一职。

张春桥的母亲，比其父亲年长五岁，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家中兄弟众多，她因而备受宠爱，婚期相对延后。婚后，她以其精明与能干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家庭主妇，擅长勤俭持家。

宋蕙卿育有六子一女，长子名为张春桥，次子张铁桥，三子张秋桥，四女张佩英，五子张月桥，至于六子与七子的名字则未能详考。

在五十年代的开端，张春桥的父母曾短期来上海居住。自他迁入康平路的市委宿舍后，便将双亲接至上海同住。

张春桥事件爆发后，其子张旗及其弟张秋桥亦相继被实施隔离审查措施。

张旗，乳名毛弟，于1950年代初在上海降生，他是张春桥唯一的子嗣。

张秋桥，生于1920年，于1937年12月抵达延安，此行比张春桥早两个月。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山东从事工作，曾担任罗荣桓的秘书一职。1955年，他被授予上校军衔，1963年起担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及社党委第一副书记。然而，在文革期间，他遭受批斗并被下放，直到1975年7月才获得“解放”，此后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与此同时，张春桥自1975年1月起还兼任了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张春桥一旦被捕，张秋桥亦随即被实施隔离审查。此因有人对其在1976年9月赴北京郊区某坦克师进行“活动”一事持有疑虑。

此外，自1974年3月30日起，张春桥的胞妹张佩英不幸因一场意外的医疗事故，在手术台上离世，享年仅46岁。她于1948年8月投身革命事业，生前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及院机关党支部书记之职。

自张春桥被捕之后，宋蕙卿孤身一人迁往了东安新村。

已故独女离世三载，引以为傲的两位儿子相继被捕，孙子亦被拘，真难以想象年迈的宋蕙卿老人究竟承受了多少痛苦与绝望。

在翻阅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以及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等相关著作时，我并未发现有关宋蕙卿自杀经过的详细记载。

网络流传一则故事：一位祖母接待了前来探望的外孙女，她将仅剩的百余元人民币递给了外孙女。外孙女离去后，祖母却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本可免死。

这几人本可幸免于难。

首要之点，是罪责并非至死。除了刘传新因背负血债理应接受法律的惩处之外，王曼恬与于会泳所犯的乃是路线上的错误，而张春桥的母亲则完全是无辜的。

继而，他们对于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偏差。在文革期间，那种你死我活的残酷政治斗争，令他们对未来充满了绝望。他们又怎能料想得到：文革结束后，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与政治环境正逐步变得宽松起来。

宋蕙卿老人未曾料想，她的儿子张秋桥与孙子张旗竟得以安然无恙地度过审查。经查，张秋桥并无任何问题。1984年，张秋桥以副军职的身份退休，2005年，他出版了回忆录《但求屹立天地间》，并在2010年离世，享年九十岁。张旗在经过短暂的审查后，同样被证明无罪，最终得以释放。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即便作为杰出的音乐家，他也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1997年，《音乐人文叙事》杂志创刊之际，便发布了他的遗作——《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时至今日，以《智取威虎山》为代表的一系列现代京剧仍广为流传，其独特的唱腔亦已化为经典。

1954年，于会泳的千金于佳易降临人间。1975年，她顺利考入总政歌舞团。然而，文革的风波波及了她，演出被迫中止。离开军队后，她一度流离失所，幸好中国铁路文工团伸出援手，却仍面临重重阻力。于佳易通过叶剑英的小儿媳、原总政歌舞团报幕员苏丹丹，写信向叶帅求助。叶帅得知此事后，亲自过问，于佳易终于得以进入铁路文工团，成为一名独唱演员。她为多部影视剧献声，并发行了个人演唱专辑。1989年，她远赴澳大利亚，在悉尼定居。

即便刘传新背负着血海深仇，若非自我了断，亦有望接受相对公正的司法审判。

1979年，我国首部《刑事诉讼法》正式颁布，标志着长达三十年的依政策定罪量刑的“人治”时代画上了句号，《惩治反革命条例》亦随之被废止。

1980年10月至12月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中的十名首要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审判过程亦同步进行直播。此举乃首次以法律途径解决党内纷争，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1997年，一部修订后的新《刑法》正式施行，废除了“反革命罪”的条款，取而代之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罪”。

2002年，在中共十六大上，提出了“持续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以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方针。这是首次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依旧沿用了“政治文明”这一表述。

时代进步，步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