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月17日傍晚时分,毛泽东身着朴素的灰色中山装,脚蹬常穿的白底布鞋,悄然造访故宫进行视察。
毛主席毕生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象征封建皇权的故宫并不感兴趣。这次他特意前来,目的是观看正在举办的"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
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党的支持下应运而生,其首次自主考古发掘选址于河南辉县。伴随着全国基建工程的全面展开,大量地下文物相继出土。为此,考古所依照文物局的部署,先后在长沙、郑州、西安、唐山等城市开展了配合性考古工作。
1954年春季,文化部选定午门历史博物馆作为"全国基建出土文物展"的举办地。从基建项目中发掘的13万余件文物中,专家们遴选出3760件珍品。这些文物被精心布置在午门正殿内,向广大市民开放展示。
5月17日,毛主席因对历史与考古研究的浓厚兴趣,得知展览筹备就绪后,便提前兴致勃勃地前往参观。
5月20日,毛主席在初次考察后,再次造访故宫,兴致盎然地观摩了"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
他细致观察后,兴致盎然地告诉随行人员:"这就是历史的见证。大家有必要学习历史,了解中国过去的发展历程。"
此次考察行程中,除中南海总管罗瑞卿外,备受敬重的长者陈叔通也随同毛主席一起参观。
1876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的陈敬第,字叔通,作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在爱国民主人士中享有广泛声誉。
1903年,他高中进士,随即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此后,他远赴日本专攻政治与法律。学成归国后,目睹清廷的腐朽无能,他毅然投身光复会,投身推翻满清的革命事业。
在推翻清朝统治后,陈叔通积极投身政治领域,其政治生涯始于当选首任民国国会议员。随后,他被委任为浙江省都督府秘书长,继而进入中央政权,先后担任总统府秘书和国务院秘书长要职。
目睹军阀政客争权夺利、政坛腐败不堪,国家状况每况愈下,与晚清时期相比并无改善,他深感失望,选择隐居杭州,出任浙江光业银行董事兼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在杭州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任职期间,陈叔通曾出任副监院一职。这所著名学府培育了众多杰出人才,包括蒋方震(百里)和钱家治(均夫)等优秀学子。
与陈叔通相同,蒋百里和钱均夫均以字号闻名。前者在民国时期被誉为三大半杰出军事家之一,荣膺陆军上将;后者曾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是一位著名的文史学者。
蒋英作为蒋百里的千金,与钱均夫之子钱学森的人生轨迹,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佳话。
陈叔通作为钱学森和蒋英父亲们的老师,被这对年轻人尊称为"太老师"。在求是书院求学期间,他们不仅在那里度过了欢乐的童年时光,还始终保持着对这位长辈的恭敬态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陈叔通因积极参与反独裁、反内战及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引起蒋介石的极度不满。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部署下,我党地下组织暗中将其护送至香港,之后通过解放区最终抵达北平。
在1949年9月召开的首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时年73岁的陈叔通当选为副主席,跻身新中国领导层。毛泽东主席对其格外敬重,常以"叔老"相称。
作为晚清翰林出身的陈叔通,因其深厚的传统文化造诣,受到毛泽东主席的特别邀请,共同参观故宫展览。在展厅内,这位老先生与主席一同细致观摩了周口店遗址出土的北京猿人遗物,包括牙齿和生活器具等重要文物,面对这些历史见证,两人不禁感慨万千。
毛主席与陈叔通在午门展厅参观两个多小时后,继续环绕城楼漫步。抵达西北角楼时,随行人员为他们拍摄了合影。
毛主席手持一根竹制手杖时,被陈叔通注意到。出于好奇,陈叔通将其借来细细观察,发现这不过是一根寻常的竹子,不禁心生感慨。
陈叔通曾与光绪、慈禧、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等多位历史人物有过接触,然而毛泽东主席的日常生活作风却与这些显贵截然不同。作为国家元首,他的日常起居与普通民众几乎没有差异,这种朴素作风令人颇感意外。
通过深入观察,他越发坚定地认识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实现国家繁荣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就在那一瞬间,工作人员迅速捕捉了镜头,拍下了一张意外成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发展关键转折点的合影。
在合影结束后,毛主席站在西侧城墙上,观察到附近防空部队的高炮阵地正在演练。他随即指出:"这里不适合部署高射炮,等敌机飞到这么近的距离再开火就来不及了。"
一本印有毛泽东与陈叔通合照的《人民画报》历经远洋,最终抵达美国洛杉矶。随后,这份杂志阴差阳错地被置于蔬菜篮中,顺利送到了钱学森的住所。
外卖店老板了解到钱学森有阅读中文报刊的习惯,便特意收集了多份来自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定期为其配送上门。
这张照片拍摄一年后,钱学森仍处于被监视状态。由于他掌握了美国导弹的关键技术并申请回国,自1952年起,美国政府便对其进行长期软禁,FBI特工持续跟踪他的动向。
面对无法改变的困境,钱学森深感沮丧。正当他对回国失去希望之际,妻子蒋英在整理蔬菜时偶然发现了一份旧《人民画报》,上面醒目地刊登着毛泽东与陈毅的合影。
毛主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消息传遍全球,当"太老师"出现在午门城楼与主席合影时,他在新中国的重要地位已不言自明。
钱学森被蒋英兴奋地叫了过来,他们仔细研究着那张照片,不一会儿,一个惊人的计划在他们心中萌生。
钱学森经过周密安排,将一封求助信首先寄往比利时,收件人是其妹蒋华。随后,这封信由蒋华转交给了陈叔通。
信以这样的内容展开:
在接到信函的那一刻,陈叔通立即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钱学森这位科学家的意义,不仅美国方面深有了解,我国更是心知肚明。若能得到他的协助,我国导弹技术的研究进程将可能大幅缩短数十年。
接到信件后,陈叔通迅速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总理随即向即将参加8月1日日内瓦第二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下达指示:以释放11名被俘美国飞行员为筹码,向美方提出允许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尽管美国政府内部存在分歧,但鉴于钱学森已脱离导弹研究领域长达五年,其部分专业知识已显过时,评估其回国对美方利益影响有限。在获得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后,美方最终接受了中方的要求。
艾森豪威尔迅速批准了11名美国飞行员回国的请求,相较于钱学森,他更看重这一决定对其政治声誉的显著提升。
1955年8月4日,钱学森及其家属获得美国政府的正式通知,所有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措施被撤销,允许他们离境。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携家人经过"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的长途航行,最终重新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此次归国之旅始于9月17日,他们从美国启程,历经21天海上航行。
美国军界当年对钱学森归国持强烈反对态度,事实证明他们的忧虑不无道理。在他返回祖国后,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实现跨越式进步,仅用十五年便从零起步,迅速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1960年初,由钱学森主持研制的中国首枚液体燃料探空火箭顺利升空。同年11月,我国自主研发的"东风一号"近程地对地导弹也成功完成了发射任务。
1964年6月,经过改进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在中国成功完成飞行测试。时隔六年,1970年4月24日,我国自主研发的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
1964年和1967年,中国相继成功试爆原子弹和氢弹。至此,随着洲际弹道导弹技术的突破,中国已具备将核威慑力投射至全球任何角落的能力。
1954年,毛泽东主席的一次偶然决策,为中国现代国防工业带来了深远影响。倘若钱学森未能及时归国,中国"两弹一星"项目的进程或将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
两件毫不相干的事件相互碰撞,竟引发了如同核聚变般的巨大效应,这或许正是命运使然。
深入分析后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正是毛泽东主席那种毫无私心的崇高品格产生了关键影响。倘若缺乏这种精神品质,即便拍摄再多的合影照片也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