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元配朱安照片集：全家福、母女照、婆媳照、守灵照

这里展示的是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照片，包括全家福、母女合影、婆媳留念以及守灵时刻的影像。

朱安在离开绍兴之前，和母亲、弟弟一家人拍了一张合影。

朱安，出生于1879年，去世于1947年，是绍兴人，比鲁迅大两岁。她的父亲朱耀庭在不到五十岁的时候去世了，母亲姓俞。朱安家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家庭条件还算可以。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特别用心。

家长们煞费苦心地给女儿缠足，还让她背诵《女儿经》。如果女孩子想嫁个如意的婆家，这些内容都得学。

闺女啊，听着这个：早晨得早点起床，走出闺房，烧一壶热茶，给爸妈敬上。每天得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勤快点梳头洗脸。还得学学针线活，别偷懒哦。要是爸妈批评你，别顶嘴，默默听着就好……

朱安离开后，留下了一本《朱安小传》。书中描述：“她从小就很聪明，手工艺特别棒，而且非常守规矩。父母特别疼爱她，为她选女婿时非常挑剔。直到二十八岁，她才嫁给了同乡的周豫才先生……”

有人说，假如朱安没有嫁给鲁迅，而是选择了普通的伴侣，她或许能过上平淡而幸福的生活，安心地抚养孩子。

那时，女孩子出嫁就像是碰运气，能不能过得幸福，全看嫁给啥样的丈夫。要是敢不听“爹娘的安排，媒人的说合”，那麻烦可就大了。鲁迅和朱安的婚事，完全是周母一手拍板定下来的。

朱安和鲁迅订婚的时候，她已经是个二十岁的姑娘了。等到两人结婚时，朱安都已经二十八岁了。在这八年间，鲁迅一直在南京求学，后来又去了日本留学，而朱安呢，一直待在家里，哪儿也没去，就在闺房里静静地等着。

鲁迅从日本回来后，一直忙着找工作。后来多亏了老同学许寿裳的帮助，他才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负责政府的教育工作。他积极招募人才，其中多亏了许寿裳的推荐，到了2月，鲁迅也从绍兴来到了南京，开始担任公务。

三个月后，鲁迅随着教育部从南京搬到了北平，住进了他祖父以前在北京住过的绍兴会馆。这一住，就是整整七年。在这七年里，鲁迅的日子仿佛是在“隐秘地等待”一般。

1917年，鲁迅帮他的弟弟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那时候，他们兄弟俩关系非常好，两人都在文学界崭露头角。

这段时间，周家经历了不少事情。二弟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给周家添了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取名叫周丰一。三弟周建人呢，也娶了羽太信子的亲妹妹羽太芳子为妻。只有朱安，一个人孤零零的，鲁迅写信回来的时候，也很少提到她。朱安还要照顾婆婆，耳边听着那两个日本姐妹用日语说着话，她在漫长的等待中，就这样一年一年地变老了。

在这张全家福里，奇怪的是大儿媳朱安不在里面，而且鲁迅也不在家。

鲁迅的收入不错，作为家中的长子，他非常有责任感。1919年，鲁迅在北京买了一套大房子，位于八道湾11号，据说面积有四亩多。朋友们开玩笑说，那地方大得简直能办运动会了。

这一年，鲁迅回到了绍兴，卖掉了家里的所有东西，然后带着全家搬到了北京定居。

鲁迅还没回老家时，朱安想留个纪念，便提前和娘家亲人合了一张影。那时鲁迅38岁，朱安则是40岁。

鲁迅和家人在八道湾11号只住了三年多，因为兄弟间发生了矛盾，鲁迅带着朱安搬了出去，从此两人开始了新生活。

八道湾是一个文人常来的地方，大家在这里交流思想，产生了许多好点子。特别是在“五四”时期，周氏兄弟的一些重要新文学作品，很多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鲁迅创作了许多作品，比如《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等，再加上他翻译的内容，总数有好几百篇。

1920年4月7日，27岁的毛泽东为了讨论“新村”建设的事情，特意去拜访“新村”运动的负责人周作人。可惜鲁迅那天不在家，这两位重要的人物就这样错过了见面的机会，之后也没有再见面。

三年多后，周作人突然给鲁迅寄去一封信，宣布断绝关系。信中的内容干脆利落，却又让人费解。至于他们俩为何会走到这一步，至今仍是个谜。

鲁迅谈到他的弟弟周作人时，提到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做事有点糊里糊涂”。

后来八道湾被改名为“羽太寓”，还挂上了日本国旗，可以看出羽太信子在这场兄弟间的矛盾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1923年8月2日下午，鲁迅带着他的妻子搬到了砖塔胡同61号。

鲁迅搬家时对朱安说，她有两个选择：要么留在八道湾照顾母亲，要么回绍兴老家。他承诺每个月都会给她寄生活费。

朱安说：“八道湾那地方，我真的待不下去了……回绍兴朱家也不行。如果你要搬到砖塔胡同，肯定得有人做饭、缝衣服、洗衣服和打扫卫生，这些我都能做。要不咱们一起搬出去吧。”

朱安这一辈子，就是周家的人，死后也是周家的一部分，这是她从未动摇过的决定。鲁迅的责任，就是养活她。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过一句心里话，让人听了挺不是滋味：

这是我妈妈给我的一件珍品，我得好好珍惜它。至于爱情嘛，我还真不太明白。

砖塔胡同里有一个很热闹的大院子，鲁迅和他的妻子朱安在那里住了整整9个月。

在这九个月里，我结识了俞家的三位姐妹。为了上学，她们搬到了北京，住在砖塔胡同61号，那是她们爸爸朋友钮伯伯的家。大姐姐俞芬二十岁，二姐姐俞芳十二岁，最小的妹妹俞藻只有十岁。

俞芳活到102岁，她一辈子都在教书育人，就连金庸也受过她的教。说起鲁迅，俞芳总是说他是个特别有孩子气、很有趣的人。鲁迅经常给俞芳和她妹妹讲故事、说笑话，还会送她们玩具，辅导功课，教她们科学知识。

鲁迅南下后，俞芳依然经常去看望鲁迅的母亲和朱安，并且帮助鲁迅写信。俞芳回忆说：“从1930年3月到1935年夏天我毕业工作，这五年多时间里，我几乎一直都在帮老太太给鲁迅先生写信。那些一百多封信，大多数都是出自我的手笔。”在这之前，是许羡苏姑娘在帮忙写信。

1981年，俞芳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我眼中的鲁迅先生生活点滴》，书里记录了很多鲁迅和他的妻子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故事。

大先生和师母一起吃饭时，桌上比较安静。如果师母开了口，也只是问菜咸不咸。大先生呢，要么点点头，要么就简单地回应一声。

到了晚上，大家都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休息。

“两棵树都是枣树，一棵是北京买的第二套房。”网友这么调侃。

母亲想搬到八道湾，跟大哥大嫂一起住，所以鲁迅又买下了西三条胡同的房子。1924年5月25日那天早上，鲁迅搬进了新家西三条胡同，之后又把母亲接过来一起住。

这是鲁迅先生在北京的最后一个住处。他在那儿住了两年多，后来就和许广平一起去了南方。至于朱安，她一直住在这里，直到去世都没有离开过。

许羡苏在这里最常接触的是周母和朱安。

许羡苏出生于1901年，1986年去世。她和鲁迅是老乡，还是周建人的学生。许羡苏是许钦文的妹妹，也是许广平的好朋友和同学。她与鲁迅的母亲以及俞家的三位姐妹关系非常好，就像一家人一样。

许羡苏懂两位太太的绍兴话，这小姑娘还特别勤快，太师母非常喜欢她。

从1925年到1931年，鲁迅搬到了南方。那段时间，许羡苏一直住在鲁迅北京西三条的家里。这六年里，她帮忙照料鲁迅的老母亲，替周母写信，出门买东西，而且，家里的大小账目也都是她来管的。

在《鲁迅日记》中，许羡苏的名字出现了257次，而且鲁迅还给许羡苏写了108封信。

许羡苏在1956年4月加入了鲁迅博物馆，工作了几年后，即1959年，办理了退休手续。不过，她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博物馆工作，一直干到1965年。

因为和鲁迅一家长期生活在一起，俞芳和许羡苏在研究鲁迅和他的博物馆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两人都慢慢变成了研究鲁迅的专家。

在鲁迅的著作和信件中，朱安这个名字很少出现。这个常常被大家忽略，似乎不存在的小角色，却通过鲁迅留下的文字，得到了某种形式的“重生”。

没想到鲁迅去世后，朱安竟然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鲁迅去世了，婆媳俩非常伤心。朱安一生都没有和丈夫合影过。不过，守灵照算不算合影呢？在她心里，或许算得上吧。

1936年10月19日清晨，大概五点左右，鲁迅在上海离世了，当时他才56岁。

那天鲁母和朱安听到了不幸的消息，心里非常难过。从20号起，北三条的家里就布置了一个祭奠的地方，专门用来迎接前来吊唁的亲朋好友。

孙伏园回忆，那天他抵达北京后，第二天便前往西三条拜访。一到鲁迅先生的住所，他注意到客厅中挂着一幅由陶元庆绘制的木炭肖像画。他在灵位前鞠了躬，随后由周太太，也就是朱安，引领他去见老太太，鲁迅的母亲。老太太心情沉重，感叹道：“五十六岁去世也不算短命，只是我命长了些。要是我去年就走了，今年的这些事情我也就都不知道了。”

鲁迅去世后，家中变得异常热闹，访客不断，连记者们都紧随其后。朱安悲伤的表情给所有前来悼念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的名字和照片第一次出现在北平、南京等地的各大报纸上。

朱阿姨已经五十八岁，看起来有些憔悴。她把花白的头发用白线扎起来，眼睛里含着泪，悲伤的心情显露无疑。

丈夫去世了，按理说，作为家中的“女主人”，她应该亲自操办丧事，但实际上，这超出了她的承受能力。鲁老太太心如刀割，连走路都困难，每走一步都需要人扶着。她们婆媳俩去上海处理丧事，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朱安请人给三弟周建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我突然收到了你的电报，才知道大哥在清晨时分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他一生辛劳，却落得这样的结局。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我心如刀割，真想独自南下，看看他的遗容，然后到地下与他相聚。但有人劝我，说这样做不合常理。他们说，大哥虽然走了，家里还有老人需要照顾，老人年纪大了，更需要有人在身边。如果我因为自己的悲伤，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反而会被人非议。”

尽管这是请别人代写的，但从内容中可以看出朱安考虑问题很周到，很懂得全局。

这一年，许广平38岁了，她的小儿子海婴才刚刚7岁，周母已经80岁了，朱安也已经58岁。没想到，仅仅过了9个月，抗日战争就开始了，这四个人的生活立刻变得非常艰难。

鲁迅去世后，朱安和她的婆婆就只剩下相互依靠了。她们靠什么生活呢？主要是依靠许广平寄来的鲁迅著作稿费，以及之前积攒下来的一些积蓄。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许多文化界的积极分子都被日本宪兵抓走了，许广平也未能幸免。她在12月15日被捕，关押了大约两三个月。这段时间，许广平和她的儿子生活非常艰难，连给婆婆的生活费都拿不出来，只好先暂停支付。

1943年4月22日，周母怀着忧虑离世，享年87岁。从那以后，朱安便孤身一人，生活变得异常艰辛。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母特别叮嘱家中的老二，要继续给朱安提供生活费用，保证她的基本生活需求。

鲁迅去世十年后，许广平来到北京北三条的故居。在这里，她见到了另一个女人。

妈妈离开后，周作人每个月给大嫂150元生活费。但大嫂心里觉得过意不去，觉得这样做不太合适。后来，她听从了周作人的建议，打算卖掉鲁迅留下的书籍。

听听朱安有什么看法：

我想表达的不是那个意思。你明白，老爷在世的时候，从来不会向老二开口要钱。

“一百五十块钱我可不卖。其实，我本来也不想把这些书卖掉的，但实在没办法，才想着处理掉。”

我从小就在周家生活，无论是生是死，周家都是我最重要的牵挂。婆婆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绝对听话！……

人人都说要珍惜鲁迅先生留下的东西，别弄丢了。其实，我也可以算是鲁迅先生留下的东西之一，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好好保管我呢？

朱安虽然没读过书，但她说话实在，很有分寸，每一句话都在为鲁迅着想。她心里明白得很，要是自己能养活自己，她绝对不会向老二伸手要钱，更不会去动鲁迅的那些宝贝书。

1944年8月25日，《新中国报》刊登了一则消息，称鲁迅的藏书将被拍卖。许广平看到后，心里非常着急，立刻给许久未联系的朱安写了一封信，希望她不要这么做。

你年纪大了，我年轻，吃点苦不算什么。我愿意多承担一些，尽力照顾好你，一定会想办法筹钱寄给你。你每个月至少需要多少钱才能过得去呢？一定要告诉我真实的情况。

许广平说话直来直去，真心实意，让朱安从开始的小心防备，逐渐变成了真心信任她。后来，无论是买书还是有捐款的事情，朱安都会先写信征求许广平的意见。不管遇到什么难题，这两个女人态度都很坚决，一律不接受捐款。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到了12月6日，周作人就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了。

鲁迅去世以后，八道湾的房子名字改成了周作人、周建人和朱安三个人的。后来周作人被抓进了监狱，朱安心里特别着急，担心八道湾的房子会被没收。她想了想，就把自己的那份房子名字改成了海婴的，这才稍微放心了一点。

朱安在信中一再感谢许广平的帮助，还对海婴说：“你得早点努力，给家里争口气，让你爸脸上有光，也让我的这辈子能抬起头来做人。”在她的心里，海婴就像是周家的希望。

1946年10月底，许广平又一次走进了她多年未归的西三条老宅（她常来这里念书）。开始整理和清点鲁迅留下的书籍。在她看来，鲁迅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宝贝。为了这些宝贝，许广平把自己的整个一生都投入进去了。

又过了整整二十年，两个头发已经花白的女人都在这个杂乱的小院子里再次相遇了，心中百感交集。

两位女性，一个时尚前卫，一个传统保守，尽管如此，她们都深深爱着鲁迅先生。因此，她们决定携手合作，共同保护鲁迅的藏书。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她们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这份重任。

许广平走了之后，朱安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走后，我心里挺难受的。其实有许多话想跟你说，但那时候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谢谢你关心我，让我买点好吃的补一补身子。我现在正按你的吩咐做着呢。”

1947年6月29日，朱安结束了她69年平凡的生活。那天，她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一生简简单单，没有太多的辉煌时刻，也没有享受过荣华富贵。她就这样平静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程。在这69年里，她或许经历了许多不易和辛酸，但始终保持谦逊和低调，从不抱怨。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朱安的名字和她的故事，也被时间渐渐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