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历史回眸！晚年感人往事揭秘

我的父亲，张治中，被尊称为“和平将军”，自四十二载前便与我们永别。若他今日依旧健在，想必已迈入121载的漫长岁月。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独一档未曾与共产党正面交锋的将领，以及唯一敢于多次向毛泽东、蒋介石直言不讳的人，父亲亲身见证了那些鲜为人知的国共历史篇章。

父亲的一生与国民党及蒋家王朝的命运紧紧相系，他曾位列蒋介石的八大心腹之列，与蒋介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国民党最高决策层中活跃了数十年。尽管他忠心耿耿地追随蒋介石近二十年，但他始终未曾参与任何反共的内战。他以自己独特的角色，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的杰出领导人建立了真挚的友谊。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他为“三到延安的忠实友人”，并赞誉他为“真正的和平追求者”。

1949年四月，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最终走到了尽头，南京政府的代表张治中在是选择回归南方还是留守北平的问题上，陷入了重重困惑；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虽曾短暂地感受到了一丝欣慰，但随后的连番政治运动又让他陷入了无尽的折磨。

张治中先生、周恩来总理、傅作义先生、屈武先生。

留在北平

在那段北平的短暂停留期间，父亲享受了一段难得的闲暇时光。他自己不禁感慨万分，已有三十年未曾有过如此悠然自得的时光。在这三个月的旅程中，他遍览了北京的众多名胜古迹，聆听了充满北平韵味的鼓声，还观赏了四大名旦那精湛绝伦的京剧表演。

自父亲去世以来，张治中便陷入了深重的心理重负。他内心充满疑问：以我与蒋介石的关系为例，他作为国民党的领导人，而我则是其手下的一名干部，在众人看来，我还是他的心腹和大将。但在反共及支持战争的问题上，我一直坚持与共产党携手，追求和平的道路。自4月1日起，我更是毅然选择了加入共产党，并且坚定不移。这难道不是对领袖的不忠，背离了干部应有的忠诚吗？

转而站在共产党这边，这难道不会被视作“背叛”吗？这个问题在他心中久久回响，始终未能找到确切的解答。此次前来，本是为了和谈，更是作为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如今和谈破裂，为何不选择返回？留在北平究竟有何意义？这一切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父亲曾对若我重返南京后的命运进行了一番推测。众多友人纷纷劝告张治中，警告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势力可能对他们构成威胁，但张治中却从容以对：“就我自身而言，我对此并不介怀……”

直到发生一件事。

国民党方面对南京政府代表团全部留在北平的事情，十分气愤。1949年6月15日，广州中央社发出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后来又发两个电讯，并对父亲进行攻击，说父亲在北平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为澄清事实，父亲不得不在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声明》称——

自我迁居北平已过八旬，目之所见与耳之所闻，无不昭示着一种全新的转折、一种崭新的走向，预示着我国与民族的未来正迎来新的曙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懈奋斗，已深刻领悟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的真谛，同时具备了严格的自我批评机制、强烈的学习精神，以及脚踏实地、勤奋刻苦、稳健务实的优良作风。

父亲终是洞悉了真相，历经一番深刻的内心斗争，他如此表述：“每当我对理论中的国民党——那代表着国民党的理念与应有的真谛——与现实中长期受制于反动势力的国民党现实进行对照时，我的心中便豁然洞明。”

父亲陷入沉思，思考着理想中的国民党应有的品质，然而现实中它却经历了怎样的转变？他心中所崇尚的国民党精神内核似乎已不知所终。他热切希望“重燃革命激情，贯彻民主原则”，意图将国民党拉回正途，但无奈力不从心。

“年初一”

“自你公开发声那一刻起，过去的岁月便已跨过了‘除夕’，我们应该从‘新年’开始新的生活。”

周伯伯曾严肃地对家父指出：“你的思维模式似乎还滞留在封建的桎梏之中！”“为何你总是局限于对某些群体的片面认知，而忽视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福祉？难道你不关注革命进程的起伏兴衰？”这两句话在父亲思想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时常以此自省。

1949年9月，政协会议庄严召开，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众多知名人士及民主党派成员，共同勾勒出国家建设的宏伟蓝图。我父亲生前曾多次提及，投身于新中国建设工作的后半生，尤其是建国初期的那段岁月，对他来说尤为惬意。他曾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成员，继而加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国务会议和国防委员会。在每一次会议中，父亲的发言次数总是远多于沉默，真正达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境地。

1949年6月，毛泽东主席广邀各界英才齐聚一堂，共商国家宏图，我的父亲亦有幸获邀。在充分吸纳与会者意见之后，毛主席提议将国名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尽管多数人对此表示支持，我的父亲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共和”二字本身便蕴含了“民主”的深意，无需额外强调，因而建议直接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毛主席采纳了他的建议，自那时起，我国正式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名。

1949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亲自邀请父亲见面，透露了解放军正准备从兰州和青海向新疆发起攻势的消息，并希望父亲能向新疆的军政领导发送起义的号召。毛泽东主席进一步说明，根据从新疆获得的情报，一旦父亲发出电报，对方必定会响应。父亲表示：“我本有意这样做，但与新疆的通讯已中断，不知如何恢复联系？”毛泽东主席回应：“我们已在伊宁设立了电台，你的电报可以通过邓力群同志转交给迪化。”遵从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父亲立即向在伊宁的中共负责人邓力群同志发送了电报，要求他通知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当时国民党政府已撤退至广州），并转而支持人民民主政府。

父亲在新疆任职数载，对该地情形了如指掌。经过深思熟虑，他毅然决然地将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提案呈送至毛泽东主席，以期为国家和平解放新疆的大业贡献己力。

9月10日，父亲分别致电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及省主席包尔汉。次日，他又单独致信陶峙岳，就起义相关事宜进行沟通。至9月21日，毛主席再次就新疆和平解放事宜致信父亲。父亲在收到信件后的次日，立刻向陶、包二人致电，嘱托他们迅速与彭德怀取得联系，并宣布起义。同时，父亲要求陶峙岳以他的名义，通过电报命令河西的周嘉彬、黄祖勋两位将领遵从陶峙岳的指挥，与前线的将领取得联系，表明诚意，切勿再有犹豫和顾虑。至9月25日，陶峙岳发布起义通电，次日，包尔汉亦宣布起义，标志着新疆成功实现了和平解放。

1955年国庆佳节之际，一场盛大的授勋典礼隆重举行。在那光辉的一天，父亲与陶峙岳将军同获殊荣，共同荣获了一级解放勋章。

精神上解放

自1949年迁往北平以来，我家经济状况频遭波折。父亲曾派遣一纯和张立钧二人前往傅作义先生府上，寻求借款援助。抵达傅府后，傅先生关切地询问了他们所需借款的具体金额，他们答曰250元。傅先生闻言，立刻命人取出了500银元，慷慨地给予了资助。

傅作义

周恩来即刻获知了这一消息。不久，他派遣专人携来一封亲笔信。信的开头，他首先表达了自己的歉意，接着写道：“未曾预料到你们在经济上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为此，我特批拨6000元，以缓解当前的燃眉之急。”

不久，毛泽东主席前往南京开展调研，抵达车站时，他面带微笑地向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询问：“你之前向文白先生所借的3000元，是否已如数归还？”

江渭清低声应道：“尚未。”毛泽东便风趣地打趣道：“别忘了把东西还给我！”回想起往昔在湖南的游击岁月，江渭清曾因经费拮据而向父亲伸出援手，寻求经济上的援助。

1951年，我国正式开启了根治淮河的宏伟工程。中共中央委派我父亲出任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肩负起监督工程进展和慰问工地的艰巨任务。然而，就在启程在即之时，父亲却不幸卧病在床。当这一噩耗传至毛主席耳中，5月5日，他特地派遣江青同志携带着亲笔信前来看望，对父亲的健康状况表示出深切忧虑和无限关怀。

1952年盛夏，父亲从西安启程赴京，恰逢毛泽东同志亲临家中，两人促膝长谈，历时两小时。父亲感慨地说：“毛主席啊，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若仅仅与苏联一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展贸易，恐怕难以持久。我们理应拓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渠道，携手共进，共同繁荣。”

毛泽东挺身而出，语气坚定地宣称：“东风必将战胜西风，我们二人间的争论，将绵延百年之久。”

1958年五月，随着反右派运动的渐渐收尾，我的父亲精心撰写了一篇《自我检查书》。在这份书中，他详尽地回顾与总结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身革命工作的诸多经历，涵盖了成就、失误、功过与争议等方面，并将其呈送给了毛泽东主席审阅。此外，他还一并附上了1949年冬日撰写的《六十岁总结》。翌日，毛泽东主席亲自回复了一封亲笔信。

文白先生：

五月三日投递的信件，我早已拆开阅读。信封完好如初，直到今日，我才得以细细品味你笔下的《六十岁总结》，心中洋溢着喜悦。这份喜悦并非源于你对世界观的阐述，尽管我们在此方面有所差异。我所喜悦的是那独特的氛围，你作为作者展现出的新亮点，以及你那始终如一的进取精神。我想，在过去的一年多里，你必定历经了诸多不易，作为一名长者，面对这样的风波，我能深刻体会。待我有闲暇之时，必当邀请你共聚一堂，深入交流。然而，近期似乎尚无暇顾及此事。

祝好！问候家人！

毛泽东

5月22日7时

随后，父亲向毛主席发问：“您觉得我们之间的世界观有何不同，具体体现在哪些具体点上？”

毛泽东同志曾言：“在您的《六十岁总结》一文中，您曾坦言自己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尚不够清晰，然而在今年的《自我检查书》中，关于这一议题却未见涉及。由此观之，您对阶级斗争的理解似乎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化。”

1958年9月10日至29日，我有幸随父亲一同陪同毛泽东主席巡视湖北、安徽、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在这趟旅程中，父亲挥毫泼墨，记下了超过四万字的详实日记。那一年，父亲与毛主席的交往与友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次巡视是毛主席亲自邀请的，父亲对此机会极为重视，对每天的视察行程和与毛主席的深入交谈，都进行了细致的记录。归来之后，父亲撰写了《人民热爱毛主席——随毛主席视察散记》一文，该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详尽地描绘了各地民众对毛主席那真挚且热烈的爱戴之情，以及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关怀与关注。

父亲忆起，在毛主席的那次视察之际，曾就他个人的世界观议题展开了一场深入的讨论。毛主席指向父亲，面对罗瑞卿部长等在场人士，笑着说道：“我曾经说过他的世界观问题尚未彻底解决，但他却宣称已经圆满解决。自1949年起，他就声称自己感到喜悦与满足，然而这并非我所能感同身受的情感。记得1955年，我巡视了数省，亲眼见证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已覆盖了超过半数的农户，这才稍稍感到些欣慰；然而次年（1956年），随着争议和批评如潮水般涌来，有人指责那是冒进之举，呼吁立即逆转，我又陷入了不满之中。直至今年（1958年），看到全国工业和农业生产突飞猛进，我这才真正领略到了那份喜悦。

“文革”变故

在“反右”运动的汹涌浪潮中，我的父亲对这场运动持有疑虑，并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曾就党与非党的议题撰写了一篇篇幅较长的坦率文章。他对民革中央在“反右”问题上的立场亦颇有保留，态度消极。父亲的一举一动引起了部分人的不满，一夜之间，民革大院到处张贴着针对邵力子和父亲的批评大字报。得知这一情况后，毛泽东和周伯伯挺身而出，保护了父亲。毛泽东更是对那些“在胜利的喜悦中迷失方向”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966年的仲夏时节，我国骤然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狂潮，整个国度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学校纷纷停课，学生们乘坐着火车车厢，四处串联，交流思想……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多次亲自接见了英勇的红卫兵。

往昔，我家与父母所居之地仅一墙之隔，距离之近，宛如近在咫尺。

每年的夏季，6月至7月间，父母便会选择北戴河作为避暑之地，而我，因暑假期间需在学校授课，几乎每年都能与他们共度两周或三周的欢乐时光。然而，那一年，我尚未启程，红卫兵的抄家行动却突然降临。最先抵达的是以十一学校学生为主力的一支几十人的队伍，他们在一个夜晚敲响了家中的门铃，宣称是来执行破除“四旧”的任务。我家坐落在老旧的楼群中，恰巧当时大儿子在家，他立刻开门迎接，这群人便鱼贯而入，在楼上下翻箱倒柜。事实上，那时的家中仅有几张沙发、桌椅，衣柜里则存放着衣物与首饰。他们搜遍所有箱笼，随后又将物品随意堆放在一楼。我要求他们在我家门上贴上封条，封条之内藏有我的英文打字机和一台飞利浦品牌的收音机。

“谁还会在乎你教书？”当天晚上，我急忙给远在北戴河的父母打了电话，父亲立刻作出决定，第二天马上返回北京。

次日，父亲刚跨入家门，步至庭院的台阶，红卫兵便如潮水般涌进了大门。

红卫兵问父亲：“你是谁？”

父亲怒目圆睁，声音中带着愠怒：“若想知晓我的身份，就去向毛主席询问。”

“若干年后，这一切都将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笑谈。”

革命并非可比作一场盛宴，亦非如同撰写篇章，更非类似绘画绣花之举。它并非可以如此优雅从容，如此温文尔雅，如此谦恭有礼，亦非以温良恭俭让的姿态出现。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剧烈的动乱，是不同阶级间激烈的冲突，是一方阶级对另一方阶级的彻底颠覆。父亲在看到这段语录时，面露不悦，随即向余秘书询问这段文字的来源。余秘书答曰，此语录摘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

父亲问：“你怎么看？”

余秘书对考察报告的提交时限、具体举办地点及参与受考察人员的安排均做了详尽说明。

父亲默然。

次日，父亲宅邸的警卫人员均佩戴上了红卫兵的臂章。在周伯伯的悉心关照与庇护下，父亲得以安然避祸。

当时，红卫兵听说我的伴侣周嘉彬过去拥有一辆摩托车，经常用它来通勤。但嘉彬早已将那辆摩托车无偿捐赠给了他的工作单位——水利部。然而，红卫兵仍旧执意在我家寻找那辆摩托车。如此庞大的物件，怎么可能被藏匿？我家地下室与地面之间仅有一狭小空间，红卫兵挥舞着皮鞭强迫我钻进去，这种行为显然缺乏常识。他们毕竟只是高中生。我不得已只能顺从，否则难免会受到皮肉之苦。不久后，新的困扰又接踵而至。一群红卫兵要求在我家楼下安营扎寨，我们只得答应。自此，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我们听不到楼上的嘈杂人声和敲门声，只能下楼开门。上升的烟雾让我感到极度不适……一位老友夫妇对此状况十分担忧。他们家中有一间空置的房间可以让我们暂住。感激他们的慷慨，我们全家搬到了水碓子。在那里，我们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

红卫兵屡次踏入我家门扉，肆无忌惮地洗劫一空。自那以后，我含泪从地上拾起《纪念父亲张治中将军》中那些近400幅弥足珍贵的、历经岁月洗礼的历史照片，一帧帧地捡起。

某日，我与嘉彬同行归家，途中邻居告知：“你家有客人来访。”我瞥见单元门口停放着一辆豪华的吉普车。当我们抵达三楼时，家门紧闭，经过一番敲门，保姆才缓缓开门。原来，是水利部的工作人员前来抄查文件。数日之后，水利部的工作人员将嘉彬带往部里，声称需要进行隔离审查。在此期间，他时常写信向我索要零用钱、衣物、肥皂以及牙膏。那个年代，我的弟弟一纯也在水利部工作。有一次，大雪纷飞的冬日，部门门前聚集了许多人正在卸煤，其中就有他的姐夫。后来我才得知，嘉彬当时赤膊上身，仅穿着一件棉纱背心，从车上卸下煤炭，全身汗水涔涔。

1969年，家中突逢变故，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面对此情此景，母亲怀着满腔哀求，向国家相关机构倾诉：“我那远在宝岛台湾的大儿和我的女婿，对我如同亲生，能否成全他回乡探望岳父最后一面？若对此有所顾虑，他随时可以返回台湾。”在母亲的坚定请求下，嘉彬最终获准回到了久违的故乡。

在我家遭遇困境之时，周伯伯挺身而出，捍卫了父亲的荣誉与尊严。闻悉此事，周总理立即派遣解放军前来接防，有效切断了红卫兵的侵扰。传闻中，周伯伯曾在红卫兵的集会上，慷慨激昂地赞颂父亲的杰出贡献。他这样说道：“张治中是我党的忠实朋友，他曾三次莅临延安。在重庆谈判的危急关头，他亲自接送毛主席，为确保毛主席的安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那一年，正值1966年，周伯伯将父亲送至解放军总医院接受治疗，并为其更名林友文。他特意不让家人陪伴在侧，并严格禁止任何通话。在这段过程中，周伯伯巧妙地庇护了数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帷幕缓缓拉开，众多资深干部被迫退居幕后，对此，父亲心中充满了困惑与疑惑。陈毅同志亲自前来进行慰藉，宽慰道：“这不过是一场群众性的运动，无需过分忧虑。”然而，时间不长，那些老干部便纷纷遭受了批判与打压。

1966年国庆之际，父亲有幸登临天安门城楼，有幸与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关切地询问：“红卫兵是否曾到你家中？”父亲答道：“来过。”毛主席听后露出惊讶的神色：“你并非权要，亦非党内要员，他们为何会选择造访你家？”

听闻此言，父亲内心深处实则洋溢着喜悦，他并非意图将众人皆置于对立的位置，实则是对那些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表达了他的坚决反对。回到家后，父亲便满怀激情地向我们讲述起毛主席的教诲，与我们一同分享。

“那就选择不参与吧，实事求是才是正道。”

形势日益恶化，父亲所熟识的众多开国功臣纷纷遭受打压，被囚禁于所谓的“牛棚”，遭受游街的羞辱，甚至被逼至绝境。与此同时，一些民主党派的同仁也未能逃脱此劫。父亲的内心被沉重的阴云笼罩。自那之后，他变得异常沉默，话语稀少，日复一日，只是默默地翻阅报纸，闭口不语。然而，这种压抑的情感却逐渐蚕食着他的身心健康。

父亲并非突然离我们而去。他的离世，实则根源于他对文化大革命长期持有的误解，这种误解在他心中积累成了一种持续的怨愤。尽管他并未遭受重病之苦，但那份郁积的忧愁却使他始终感到不适。他的健康状况一直良好，未曾出现明显的病症，却意外地卧床不起了。在那漫长的数年中，母亲始终守护在他身旁，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终于，父亲的身体日渐衰弱，浑身无力。

1969年4月6日，父亲与世长辞，那时他正值中年，享年79岁。在他弥留之际，毛泽东主席特派人送来东北优质人参以供滋补之用。往昔，毛主席曾多次邀请父亲到其府邸共尝家常之味，有时盛情难却，甚至邀请我们全家一同前往。

“我必定会出席，并且会通知张治中同志的党内与党外诸多老友一同参与。”

4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隆重举行了张治中先生遗体告别仪式。

在父亲离我们而去的时刻，我与弟弟一纯守候在他身边。在那段生命的最后三年间，父亲几乎夜夜都会向一纯打听文革的最新动向，询问着哪些人被贬谪，哪些家庭遭遇了抄家的不幸。

父亲对“文化大革命”充满疑惑，且强烈抵触。他曾对我坦陈，“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竟比军阀割据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无人能够制衡他人，政府的声音亦失去了实质性的影响力。

听说彭德怀被打倒，父亲写信给毛泽东，听说刘少奇被打倒，父亲也写信给毛泽东。彭德怀被打倒后父亲写的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写了1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他在信里讲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的严，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非常艰苦朴素，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

彭德怀

我父亲与彭德怀将军的私交异常深厚。在解放战争时期，彭将军曾于西北地区履职，战后亦继续留任此职。对我父亲而言，彭将军的品格与事迹均了如指掌。1950年1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宣告成立，彭将军荣膺主席一职，而我父亲则被任命为副主席。后来，在一次规模不大的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对彭将军的批判意见，我父亲立刻起身发言。据他朋友的秘书回忆，当时他明确表达了对毛主席观点的不同看法。

这封冗长的“万言书”最终交到了周伯伯手中。紧接着，周伯伯便派出了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莅临广东，他专程前来探望我的父亲。当时，父亲正悠然在广州享受着冬日里的休憩时光。

高登榜见到我父亲，话语间满是深意：“周总理有重要指示，特命我转达给你：主席已经收到你所写的信件，请你放心。你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好好休息，其他事情，一切自有我来妥善处理。”

此事终得平息，全赖周伯伯力挽狂澜，其背后实为周伯伯对父亲的深情庇护。直至如今，我才深刻领悟，这恰似周总理对父亲的那份周全保护。彼时，我确实困惑，为何不直接将信件递交给毛泽东。

在探望毛主席期间，父亲提出一个颇具哲理的问题：“假如十大元帅均不在主席左右，您将如何处置？”

父亲的健康状况已十分堪忧。在几位元帅接连离世之际，他在会议上曾如此表达，我和一纯也亲耳见证了他的话语。随后，他语气坚定地续道：“我定要前往见毛主席！”

1967年国庆节时，毛主席于天安门广场检阅了红卫兵行列。我父亲决心一睹毛主席的风采，即便他的健康状况已经极度不佳，依然在一纯的扶持下，步履维艰地攀上了天安门城楼。在与毛主席会面时，他动情地感叹：“主席啊，您前进的脚步太快了，我差点跟不上。我之前总认为共产党的干部个个都是优秀的，为何现在这么多的干部竟成了走资派？”

随后，他紧接着说：“目前，被惩处的官员数量已超过5%。在党内，我的众多老朋友也经历了相似的境遇。即便是元帅，也未能逃脱这一命运。对此，你有什么打算？”

谈及此事，毛泽东起身站立，此前他始终端坐不动，直至此刻，方才挺身而立。

毛泽东安抚道：“文白兄，请勿忧虑，我等自能辨别是非。”

父亲亦站起身来，恰逢毛主席气宇轩昂地迈步前行，一纯赶紧搀扶着他站立。尽管如此，父亲仍旧保持着沉默。一纯如此描绘他的神态：深沉而凝重，仿佛怀揣着满腹的心事，却又不愿轻易吐露。尽管他未曾向我倾诉心中的不快，但那份压抑的情绪却是不言而喻的。

林彪的声望日益高涨，甚至他的名字已经超越了周总理，这令父亲心中不禁忧虑重重。相较之下，周伯伯却始终显得镇定自若。我对周伯伯的谦逊态度深感敬佩，同时，对他的处境也深感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