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最近抛出了一个颇具画面感的说法,他将美国对进口商品征收的高额关税比作“融化的冰块”,暗示其终有消失的一天。但这块“冰”要想融化,有一个硬性前提:全球贸易失衡必须按照美国的标准“纠正”,核心就是制造业必须大规模回流美国。
8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关税行政令正式生效,数十个贸易伙伴面临更高的关税壁垒。耶鲁大学的估算显示,美国当前的实际平均关税税率已飙升至18.6%,这是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点。
关税大棒下的“胡萝卜”
贝森特作为负责与中国、日本等国进行关税谈判的关键人物,明确表示特朗普政府此举的核心目标是“重新平衡”美国高达1.18万亿美元的经常账户赤字。他曾警告,如此规模的赤字足以引发一场金融危机。
在这个背景下,“融化的冰块”更像是一根诱人的胡萝卜。贝森特解释,过去四五十年间,美国贸易严重失衡,丧失了大量制造业岗位。他的算盘是,如果制造业能回到美国,进口自然会减少,贸易就能恢复平衡。他甚至直接向日本喊话,认为日本储蓄率高而美国消费率高,因此“也许在日本,你们会开始消费更多,我们也会开始制造更多”。
为了让这套逻辑落地,美国已经开始收获一些“成果”。不久前与日本达成的贸易协议被贝森特盛赞为“黄金工业伙伴关系”。在这份协议中,日本不仅接受了美国15%的关税,还承诺了总额高达5500亿美元的投资与贷款方案。贝森特相信,这份“非常好的提议”将有助于平衡目前美国对日690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逆差。
当然,协议中承诺将日本汽车关税从27.5%降至15%的部分尚未兑现。贝森特透露,这可以参考英国的先例。美国对英国的汽车关税从27.5%降至10%,但在5月8日达成协议后,新关税直到53天后才正式适用。按此推算,日本汽车关税的降低可能要等到9月中旬。
不只是生意,更是外交筹码
除了经济账,特朗普政府还赋予了关税全新的功能。贝森特援引美国关税“鼻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观点,称关税不仅能为财政创收、保护本国产业,特朗普更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外交政策谈判”的用途。
他毫不避讳地指出,关税就是外交施压的工具。最近的例子便是特朗普对印度的威胁,如果印度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美国将在现有25%关税的基础上再加征25%,使总税率达到骇人的50%。
在这盘大棋中,与中国的谈判被贝森特视为最重要但也“困难重重”的一环。他沿用老一套说辞,炒作中国“很多生产都低于成本”,并将中国定义为美国最大的“经济和军事对手”。他甚至试图在中国与日韩等亚洲国家之间制造裂痕,声称中国“与西方经济体和亚洲民主国家不同”。
贝森特还特意拿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巨大优势来“提点”日本,警告说如果中国将目标转向日本丰田公司领先的混合动力汽车领域,日本将面临巨大威胁。这种挑拨离间的意图十分明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早已多次明确立场,希望美方能通过平等、尊重、互惠的对话沟通来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然而,这幅宏伟蓝图想要照进现实,却必须先回答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工人从哪里来?资本从何处去?英国《金融时报》的经济专栏作家泰吉·帕里克对此毫不客气地泼了冷水。
他指出,想让制造业岗位回流,美国要复制发展中国家工厂的规模和专业化程度,必须具备工人和资本两大要素。但残酷的现实是,如今愿意投身制造业的美国人寥寥无奇。今年,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工厂工作优于自己现有的职业。特朗普口中的“中产阶级”早已大规模转向非实物生产领域,而本届政府对移民的敌对态度,更是堵死了补充劳动力的另一条路。
至于资本,想通过提高进口关税来倒逼企业在美国设厂,同样存在局限。帕里克分析,考虑到将产能转移到美国本土的高昂成本,投资者至少需要三大保障:充足的劳动力、稳定的本土供应链,以及明确且长期的关税政策。遗憾的是,这三个条件目前无一具备。
贝森特虽然也提出要改善美国投资环境,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制造业,而非仅仅是购买美债或科技股这类金融资产。但他并未给出降低关税的具体时间表,只是模糊地表示“这很难知道,而且每个国家都会有所不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投资的最大障碍。
归根结底,贝森特“融化的冰块”一说,更像是一种精心包装的喊话。它为美国的高关税政策提供了一个看似合理的退出路径,但实现路径却充满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条件。这套策略的核心,是通过极限施压,迫使贸易伙伴接受美国的规则,承担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
关税这块“冰”究竟能否融化,融化的速度有多快,最终并不取决于别国的妥协和让步,而在于这套宏大的构想能否在美国本土找到坚实的落脚点。当劳动力和资本都无法就位时,所谓的“制造业回流”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口号,而那块“冰”恐怕也只会在全球贸易的寒冬里越结越厚。